轻罪速裁程序的价值反思及制度重构

刑事速裁程序是实现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轻罪时代下的速裁程序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减少犯罪人这三重价值准则,力求推动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从宽。现行的速裁程序存在速裁不速、被追诉人诉前处遇不宽松、诉讼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当促进轻罪速裁全流程的宽简化,引入刑拘直诉制度和专人专办制度以重塑公检法三大机关轻罪案件处理模式;通过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说理实现被追诉人处遇的宽松化;探索法院快速审理、直接判决、裁量从宽的宽缓化工作模式。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巨大进步,但是,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在制度和实践中仍有提升空间。观诸域外法制,德国法上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联到宪法上的基本权保障,将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干预上升到宪法审查高度,联邦宪法法院遵循法治国原则为强制措施、侦查干预、审前羁押等刑事诉讼行为设置严格的宪法上的程序保护机制,不失为一种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可借鉴的制度模式。在德国刑事诉讼制度中,以惩罚犯罪名义实施的刑事诉讼行为被认定为基本权干预行为时,均需获得宪法上的正当化;刑事侦查中的基本权保障根据法官保留原则进行实质性审查,对全部侦查行为设定分级审查程序机制,并在刑事个案办理中对查明犯罪真相设定具体的审查限制;刑事司法的基本权保障所覆盖的权利主体范围在宪法法院判例中得到不断扩展,明确保障被追诉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及其基本权利;与合宪性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共生的一系列程序权利,构成基本权保障较为完整的程序保护机制。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论司法过程对法律漏洞的填补

在制定法范围内,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法律漏洞是必然存在的。而法律漏洞的存在会给司法带来难题。法解释学认为法律漏洞的填补并非只是立法者的任务,相反,法官的能动司法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当然法官基于自由裁量权的能动司法又必须是有限制的。"法治"原则不仅仅意味着规则的统治,法官作为人的因素对法律发展的重要性同样明显。

自动柜员机刑法意义新探——基于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分析

传统刑法理论用"机器"定位自动柜员机的角色显得过于粗泛,造成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司法实践中诸多的尴尬。认识柜员机的刑法意义,应区分"静态下的柜员机"和"动态下的柜员机"之间的差别,方可以理清柜员机"交易行为有效性"的权利来源,而不违背"物无人格性"这一基本理论。引入"电子代理人"的概念来定位自动柜员机,既不违背刑法的基本理论,又凸显柜员机的交易特性与其背后银行的角色作用,合理地证明最高检司法解释所指情形的成立。同时用"电子代理人"的理论,也可以进行合理的归责,既合乎刑罚的谦抑精神,又可更为有效地防止针对自动柜员机犯罪的发生。

新《刑事诉讼法》查封、扣押侦查措施的修改及其规范解读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了较大修改。解读立法条文可以发现,新刑诉法将查封、扣押措施的适用延展到整个刑事侦查活动中,增加"查封"手段,将其与扣押并列,表明两种侦查措施存在区别。新法同时将查封、扣押对象范围由"物品、文件"修改为"财物、文件",其中物品和财物的区别在解释和适用上必须认真对待。查封、扣押物证、书证的新修改内容需要通过合理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以完成惩罚犯罪和保障财产权的双重任务。

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实现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鉴定机构将越来越走向社会化和经营化,鉴定人员的“官方身份”将逐渐消失,这就使得通过制度实现鉴定人出庭作证成为司法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并借鉴两大法系有关此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应当建立和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具体制度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设想。

人身检查概念之检讨

人身检查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使用频率很高。学术界基于现行法规定的内容对人身检查的概念进行了许多界定,但是基本停留在对法规字面涵义的解说,因此值得检讨。基于对人身检查的目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法律地位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人身检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保全犯罪行为遗留的痕迹和其他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之身体的物理性质、状态及特征进行观察、采样、检验的一种强制措施。

论司法鉴定人资格

司法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而明确司法鉴定人资格是完善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前提。在对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控制上我国一度处在规定不明,审查不清,制度混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许多案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反复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通过比较国外相关制度,梳理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若干建议。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与停止形态之认定

刑法学界在危险犯研究中存在对"危险状态"的误解、对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不加区分或对二者的范围界定不清等问题,这使得对"危险状态"及停止形态无法正确认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危险犯应以"足以发生某种实害结果的法定危险状态"为既遂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该"危险状态"判断时应瞻前顾后,根据客观事实以科学法则判断。在具体危险犯实行行为着手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可以导致危险犯形成中止或未遂或既遂形态。

公民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

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隐私权在所有公法上都具有自身的特定意义。笔者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主要侦查行为为分析框架,力图认清作为隐私的生活要素在侦查行为中受到的影响,以发现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为法律制度重新构建程序上的保护措施提供可能性。

未决羁押性质之比较研究

未决羁押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反映出不同的性质,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也有不同的意义,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分析西方各国未决羁押制度的现状可以总结出各国未决羁押的特点。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未决羁押的现状和特点,也可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未决羁押性质的模糊认识所带来的问题。如欲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需要确定未决羁押的法定化,建立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机制,使未决羁押成为一个较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

强制侦查行为视野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强制侦查行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构成了对公民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方面的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势下,法治国家强调强制侦查法定原则,从而使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项基本价值目标在侦查中得到兼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方面显得极为欠缺。因此,引进侦查比例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规范是当务之急。

论诉讼的程序偏差——基于诉讼程序运行的初步考察

运用程序偏差概念考察诉讼程序运行 ,是我国诉讼法研究的新视角。诉讼的程序偏差 ,是指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偏离了程序规则的要求而产生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是程序本身固有的和先在的 ,即程序内在偏差 ;有的是由程序实践中介入的非理性因素影响而产生的 ,即程序衍生偏差。他们都会对诉讼程序的公正运行产生负效应 ,因而诉讼程序运行应当关注程序偏差并最大限度地校正偏差、消解负效应 ,以保证诉讼程序运行达到合理化。

社会司法鉴定人和职能司法鉴定人比较评介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旨在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然而,实践中出现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管理双轨制使《决定》的立法初衷未能实现。"两高"、"三部"《通知》试图对此予以校正,将侦查机关所属"职能鉴定人"一并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登记管理体系。由此出现的社会司法鉴定人和职能司法鉴定人仍然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从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角度看,职能司法鉴定人依旧具有不合理性。

新闻媒介侵害刑事被害人名誉权的思考

媒介侵权行为特指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新闻媒介缺乏法律意识,在对刑事诉讼案件进行报道时,一味追求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在报道受害人的被害经过及结果的同时,也侵害了受害人的人格权,由此引发新闻侵权诉讼。在新闻侵害人格权下,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及《刑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隐私权:私人生活的法律保障

隐私权所关注与保护的个人隐私指向公共领域的私人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隐私权上升为一种宪法权利，从而保障私人生活免受国家权力的无端介入而保持适度的自由。如果说隐私在现代意义上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产物的话，隐私权则完全脱离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桎梏，已经成为现代法治中带有普遍性的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

奥地利刑法新变革评介

基于对奥地利 1975年刑法典和最新刑事单行法规进行分析 ,从刑法的调整范围、刑罚适用和罪犯处遇 3方面论述奥地利刑法在最近 30年的新变革。从奥国刑法最新变革的诸方面看 ,其刑法变革的总体特点是 :犯罪规定扩大化、刑事处罚谦抑化、刑事处遇人道化。这些特点表明 ,人们过去对刑法的基本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

刑事指导性案例“指导性”要素分析与批判——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要获得"共同体共识",就必须符合《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条件。从第一批刑事指导性案例开始,尽管每个案件裁判要点中包含了入选案件适用法律的基本意见,但是在定罪指导性、法律适用指导性和文书形式指导性等要素方面并不明确,因而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功能和价值。以"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样本分析刑事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要素上如何加以改善的问题,或许能够促进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