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德开元通宝钱文设计看欧阳询的书法理念

武德开元钱文是欧阳询传世的重要书迹之一,也是今人一窥其篆书面目的重要窗口,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钱文设计过程中欧阳询对于钱文面貌的规划和取舍处处印证了其在《八诀》《用笔论》《三十六法》等书论文章中强调的书法理念要点,体现了欧阳询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与追求,是今人学习其书法理论的宝贵参考资料。

从浙东海交活动看两宋政权对高丽政策的转变与得失

两宋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合理制定对外政策成为了宋朝政府得以维持延续的关键,其中对高丽的政策又得到了格外重视。然而,以靖康之变为界,两宋政权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又不尽相同,由此促使了政府对高丽政策发生转变,并形成了前后不同的政策内容。

唐代货币史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货币不仅仅是国家认同的结果,还能够通过文字信息的传播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建构方式。唐初时,政府对钱文形式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开元通宝钱式之宣传效率大大提高,其成功模式及经验直到唐朝衰亡后仍然被后世政权继承参考。尽管初唐时社会中私铸行为盛行,但当时社会对官钱形制的认可度以及官钱本身的通行度已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唐初货币制度的建构基本还是成功的。另外,乾元重宝发行后的社会问题说明,政治权力不能被视为国家认同的来源,而乾元钱币值下跌后的影响又说明,将国家认同作为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的作法,同样是不可行的。

从“争贡事件”看嘉靖初浙东地区的海交安全隐患

"争贡事件"是明代嘉靖年间发生在宁波的一场严重的骚乱事件,这次事件除了造成宁波及周围地区重大的损失之外,还反映了浙东地区当时存在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法制、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一系列有碍于海交安全的问题,即所谓的海交安全隐患,预示了后世"嘉靖大倭寇"战祸发生的内在原因。

论唐代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

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的兴衰轨迹与唐政府货币政策之流变切合紧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隋末时,江淮官营铸币业因战火的摧残而一度废弛,但其先天优势却得以保持,至唐初便重新起步,但规模与私铸业不能相比,其发展亦因政府两次打击私钱行动的牵连而受到限制。此后,唐王朝逐渐扭转了货币政策的思路,一方面广开鼓铸,一方面实行官私互兑制度,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获得大幅提振,奠定了其全国铸币业中心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成本的压力和货币政策的一再更改而迅速丧失,使得江淮地区官营铸币业最终在德宗朝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的钱法阻滞问题与黄宗羲的钱法思想

有明一代,由于明政府倾向于通过纸币、金银等高额货币的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控制,而在铜钱等普通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管理上举措失度,使得钱法长期以来存在着难以贯彻的问题。黄宗羲曾立足于现实,对明代钱法阻滞的原因展开过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其理想中的铜钱本位、兼行纸钞的货币制度。探讨黄宗羲的钱法思想,有助于洞察明代货币金融的变迁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原因。

从“折衷”到“现代”:抗战寓澳时期高剑父绘画思想的嬗变

在旅居澳门期间,高剑父绘画改革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由早年受革命生活浸润而产生的偏重西画、不甚明确的折衷思想,转变为主张创造立足传统、融合东西的现代国画的新理念。而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他在这一时期对居巢、居廉的艺术技法作了体系化的整理和研究,以强调中国画的独立品格和价值。高剑父对其师的艺术总结坚持重法务实的作风,不仅为后人学习效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是中国书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大变革。

论六朝时期绘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东晋时顾恺之的画论标志着绘画理论跳出教化功能的束缚,在保留了大量技法运用经验的同时强调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价值;其后王微、宗炳在理念深化与领域拓展的方式上进一步发展了顾氏的理论。齐梁之际,谢赫的努力正式架构了中国画最初的审美体系与技法体系,并在评论时强调目鉴样本数量、综合驾驭画题能力以及创新性的重要,为后世论画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但其给予顾恺之劣评的事实亦反映了是时画家客观理念的局限;而姚最、萧绎则从艺术传承与审美拓展的角度丰富了谢氏的体系,最终促成了"品格论"的正式成形。

中国古代艺术品评观念的理论建构--以“荒率”概念的源流及其价值演变为中心

艺术创作推动理论建设的跟进,而艺术理论的丰富又反哺于创作。在中国传统艺术品评理论体系中,“荒率”概念经常被提及,“荒率”概念内涵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艺术品评活动中,观念的建构因语言文字实用属性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艺术理论建设不是经验的重复堆砌,而是一个能够让已有元素实现自我发育和自我丰富的复杂过程,它们时常在实现最初的角度迁移和体系更新后以辩证的方式使内涵趋于自洽稳定,继而实现超越领域的辐射和延伸。对这种重塑模式做出深入探索,能够避免艺术理论研究陷入到单纯依作论作的主观盲从、就事论事的考据桎梏和以技求技的循环解释中去,从而促成艺术与社会的深层对接,实现对“笔墨当随时代”经典命题的解构和诠释。

《浙东备倭议》考

《浙东备倭议》系《殊域周咨录》书中收录中的一篇明代有关防倭经略的重要议文。将其与嘉靖《宁波府志》、《筹海图编》所载相似内容予以核照,可以确定《浙东备倭议》作者应是明嘉靖时期曾出任过南京兵部尚书的鄞人张时彻,撰成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其未见于现存《芝园定集》、《芝园别集》和《芝园外集》等张时彻个人文集的原因,则可能是编者之所未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