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18大流感溯源的污名化与科学探索

美国是1918大流感的重灾区。“战事优先”的国策、空前规模的练兵以及世界范围的军队调动和交战给疫情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防疫力量。史无前例的疫情使美国社会陷入极度恐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有些媒体将本应属于科学范畴的“流感溯源”变为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流感污名”,“西班牙流感”“俄国流感”“德国投毒”“中国瘟疫”等说法相继登场。不合理的大流感“地理溯源”在当时就受到美国医界有识之士、乃至中国医学专家的质疑。疫情结束后,大流感溯源成为纯粹医学科学领域的专业问题,寻找导致疫情真正的病原体成为首要问题。美国及其他国家科学家先后发现1918大流感病毒并完成基因测序,在发现1918大流感病原体方面取得划时代的进展,起源地溯源的重要性已经退居其次。虽然1918大流感地理源头尚不能定谳,但医学科学的发展已经足以否定美国1918大流感期间荒诞的“地理溯源”。历史地看,1918大流感期间,部分媒体人的轻率言论既妨碍科学地探索疫情起源与传播的规律,又破坏了正常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值得深思。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治问题研究——以1930年特别调查事件为中心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治问题的研究绕不开与青年会北美协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权势转移问题。因资料等方面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对此未予以充分重视。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探索下,大量与中国青年会有关的英文档案和干事报告、通信材料被发掘出来。本文主要运用这些中英文资料,试图从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会经济自养、人事自治角度,以1930年特别调查事件为中心,揭示这一时期中美青年会之间关系的真实面相。

中国首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之再商榷

在我国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学界对于我国成立的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在津或在沪这一基本问题尚有争议。本文通过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建早期的中外史料的重新考证以及对二者工作性质的分析,试图在清晰的语义指代下回应这一问题。天津青年会虽然创会日期最早,但其在义和团运动冲击天津之前属于典型的学校青年会,并不符合城市青年会的定义,而工作定位为城市的上海青年会则在庚子事变之前就已经成立。

走向自治:从“洋头华心”到“华头华心”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刺激着青年会要求自治的理想。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青年会的身份危机浮出水面,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为了澄清社会各界对其产生的质疑,不得不立即处理与美国青年会的关系、解决在华外籍干事的身份等问题。以余日章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会领袖面对外籍干事的激烈争论和无声抗议,进行了果断抗争和积极斡旋,最终在自治权的争取中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国青年会与北美协会的权力交割问题不仅体现出'争'的一面,而且难能可贵地展现了'和'的一面;中国青年会领袖对自治理想的坚定追求值得肯定,但他们立足实际的难言之隐同样应该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