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本末甚明:论陆九渊对颜回之学的阐释

“本末”指《大学》提出的为学和修身所应当遵循的先后、始终之序列,其开端于“知止”,完成于“至善”。陆九渊以“本末甚明”概括颜回之学,并认为颜回之学的“本末甚明”体现在:其暗合于象山心学的发明本心、得其本心、复其本心的成己进路,去私为这一过程提供保障,克己则使颜回最终实现复心、复礼、复理,进而成就仁德与至善。陆九渊对颜回之学的阐释不仅具有深厚的心学意蕴,强调本心在成己过程中的中枢作用,还影响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后世心学家,亦与朱子理学形成有效对话,显发易简工夫。

《庄子·应帝王》“天根游于殷阳”章寓言诠解与义理探析

“天根游于殷阳”章包含两位寓言人物和两处寓言地名。关于人物,天根寓意“不知”,其是《应帝王》首章的真知与天德的基础;无名人寓意“不治”,体现圣人对治理问题的超离。关于地名,殷阳象征“知”,蓼水象征“不知”,二者分别对应于《应帝王》末章的儵、忽,在各自所处的现实环境中皆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浑沌则代表着庄子对二者的统摄。“天根游于殷阳”章以“不知”和“不治”两种应世方式的内涵为主旨,强调应将“不知”升华至真知和天德,实现无为而治,亦应在思想世界中为“不治”保留一席之地,防止形下治理事务对形上精神自由造成拂扰。由“知”到“不知”,再到真知和天德,对这一演进序列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庄子思想中人类社会由乱世到至德之世的发展历程。

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诠释史谫论

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的基本内涵为:礼乐一体,在修齐治平的实践方略上,礼重于乐;在修齐治平所达到的境界上,乐重于礼。后世学者对这一思想的诠释分为三类:第一类,合理发挥濂溪之意,其代表为程朱以天理升华礼,证成礼重于乐,又以敬、和转化礼、乐,坚持礼乐一体;第二类,忠实再现濂溪之意,其代表为郝懿行、黄震等人将古时官制与“礼先而乐后”相结合,证成礼先于乐,乐重于礼;第三类,误解濂溪思想,其代表为吴澄、真德秀等人割裂敬与和、礼与乐的关系,或认为先有敬、后有和,或认为应在礼、乐难两全的情况下舍乐而取礼。以上三类诠释分别推进了礼乐思想的哲学演绎,揭橥礼乐文明的实践意义,阐发礼乐对身心修养的指导作用。当下应在实践视域中理解和发展礼乐。

从吕留良《四书讲义》看本天者与本心者之异

吕留良关于本天者和本心者之异的思想体现在其对佛学、心学、功利之学三大异端的抨击中,儒学和异端间的区别表现为:心之公私诚伪、天命意识的具足和阙如。儒学本天,以至诚无息的天理为依归,醇儒之心廓然大公,知天命而常存敬畏。异端本心,其心伪薄浇淳、背离天命,其使《大学》的慎独变为心的自欺,使《中庸》的位育变为心的想象,使《论语》之习学变为心的自我觉解而非居敬穷理,使《孟子》之王道变为心的权诈驰骛而非仁民爱物。由于尊崇朱子学,吕留良对本天者和本心者的研辨以光大朱子学真义为目标,强调以天理升华人心。

徽派朴学中庸观探赜——以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为例

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三人的中庸观堪为徽派朴学中庸观之典范。戴震中庸观建立在以血气心知为内核的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中庸之德是尊重并合理对待血气心知及其条理;程瑶田中庸观以慎独和诚意为立足点,强调以经权和礼制应事,并在应事过程中领悟中庸;凌廷堪中庸观以礼为中枢,主张去理存礼,中庸是顺应性情和以礼节制性情的统一体。三者的中庸观均异于程朱理学重天理、轻人欲、明体用的哲学思想,折射出徽派朴学的两点学术特色:扬弃前贤思想,建构新哲学;由训诂以寻义理,因文以求道。

尽人性与尽物性——基于朱熹《中庸》诠释的考察

关于尽人性和尽物性,朱熹有着细致且深刻的论述。朱熹认为人性和物性的关系展现出双重向度:理同气异、理异气同。参赞天地化育以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为进路。其中,尽己性的前提是知性与尽心;尽人性是尽己性在政治哲学向度上的延伸;尽物性则既是融通人与万物的哲学命题,也是人按照自身需要而合理利用万物的实践纲领。朱熹对人性和物性的解读综合了孟子性善论和告子“生之谓性”,且在与禅宗“作用是性”的斗争中进一步确证自身理论。

论泰州学派经世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启蒙价值

泰州学派的经世实践主要包括讲学论道和治理宗族。借讲学论道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古代论道与经世合一的传统以及王艮的明哲保身论。入仕和讲学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经世途径。根据明哲保身论,身为天地中心,故而不应危身于仕途,而应将淑世情怀寄托于讲学;身与道合一,安身即是行道,作为安身方式的讲学可以经邦济世。借治理宗族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孔孟以情感论证家庭伦理的思路和《大学》由齐家到平天下的理论链条,齐家应以个体的身与情为基础。这些思想的启蒙价值主要表现为高扬个体意识、提升道德的自主性。

陈献章境界论的基源与旨趣

陈献章著作中的境界主要有如下四种:宇宙境界、本体境界、太和境界、虚明境界。其中,前两者以邵雍之学为基源,从心境中提炼境界,使吾心、宇宙、本体相贯通;后两者以道家思想为基源,以虚明之“道眼”观照万物之齐同,因悟万物齐同而遣荡对各殊事物的偏见,达至中正太和境界。就境界层次而言,前两者高于且立基于后两者。陈献章境界论的独特旨趣在于:其注重心体,讲求通过简易直捷、以小见大的途径达到最高境界。

论朱熹《中庸》诠释中的人性与物性

在朱熹对《中庸》的诠释中,人性和物性的关系展现出双重向度:理同气异、理异气同。参赞天地化育以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为进路。其中,尽己性的前提是知性与尽心;尽人性是尽己性在政治哲学向度上的延伸;尽物性则既是融通人与万物的哲学命题,也是人按照自身需要而合理利用万物的实践纲领。朱熹对人性和物性的解读综合改造了孟子性善论和告子“生之谓性”,且在与禅宗“作用是性”的斗争中进一步确证自身理论。

郭象《庄子注》“内神外圣”思想析微

根据《庄子注》的基本精神和术语体系,“内神外圣”是对郭象笔下圣人形象的精确描摹。圣人之治没有形而上根源,只能建基于圣人之性,即“内神”。但是,“内神”因圣人作为形而下存在的有限性而走向虚无。郭象的“外圣”思想吸收借鉴黄老道家“名分”学说和庄子哲学“功分”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内神”之缺陷,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考察“内神外圣”思想,有助于深入理解魏晋时期儒道政治哲学的融合历程。

《庄子·养生主》“知”概念新诠

历代注家多以客观知识或主观欲望解释《庄子·养生主》中的“知”概念,均存在理论上的不完满之处。《养生主》中的“知”有三种含义:感官之知、“规始”之知、生死之知。应对这三种“知”的合理策略是“止其所不知”,即限制其在经验世界和心灵世界中的运用,因任外物天然之理、自身性命之理、生死变化之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养生”得以实现的保证,也关乎修养主体对“知”所无法测度和掌控的事物的消解。

论王船山对黄老道家的批评及其思想史意义

在对《史记》中的黄老道家相关记载进行扬弃的基础上,王船山对黄老道家的界定包含如下四个要点:以老子、申不害、韩非为代表人物;以《老子》为代表性哲学著作;以清静无为为施政纲领;以权术、阴谋、酷政为派生物。通过批评《老子》中的“上善若水”和道论,船山分析论证了清静无为和道家形而上学如何导向申韩等人的阴术和酷政。误解和确解并存于船山对《老子》和黄老道家的分析中,因此,船山辟黄老道家的思想史意义主要包含两方面:消极影响为深化了黄老道家的负面形象;积极意义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黄老道家易被歪曲利用的原因,有助于后人辩证看待其思想,且借辟黄老而纯化天理与人欲之辨,彰明异端与儒门之别。

“忘年忘义”管窥

"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是《逍遥游》主张的理想人格在《齐物论》语境下的延伸,"忘年忘义"则是涵养该人格品质的主要方法。《齐物论》蕴含"齐物"论和齐"物论"双重义理,前者可引申至万事万物均面对的终极问题:存在和消亡,即"年",后者指向人对于事物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评估与论辩,即"义"。"忘年忘义"应合庄子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弱化乃至否定生死、是非这两者中包含的对立因素,最终实现"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的开阔疏朗的精神境界。

论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

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以程朱之学为背景,认为圣人无需思虑的原因是其能够去除思虑之私心、顺应万物自然之理并体悟天理。通过扬弃程朱之学,王阳明建构起了对“何思何虑”的独特理解,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何思何虑”的性质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非效验;第二,达到“何思何虑”的主要途径是思虑天理和致良知,次要途径是去除私心;第三,去除思虑之私心的根本方法是穷此心之理,而非于事物上穷理,亦非分居敬和穷理为两事。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成为众学者理解“何思何虑”时的主要参照。

论《淮南子》对老庄道家镜喻的承续与转化

《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承续表现为:以《俶真训》之“镜太清者”继承《老子》之“涤除玄鉴”,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道体在内心的呈现,此为反观自照之法;以《原道训》之“镜与形接”继承《庄子》之“用心若镜”,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外物并对天下治理产生实际影响,此为外观照物之法。《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转化表现为:将黄老思想注入老庄道家的镜喻中,使“镜太清者”和“镜与形接”成为王者涵容天下之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吾人既应注意厘清《老子》《庄子》《淮南子》之镜喻间的差异,也应统观道家镜喻源流史,道家镜喻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