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公众环保关注的视角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成为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支撑。数字技术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内在依赖性。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公众环保关注视角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公众环保关注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碳减排的重要影响路径;最后,本文从金融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污染水平的角度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结论不仅为深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而且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实现“双碳”目的提供了政策启示。

RCEP的起源、内容特征与经济影响评估

本文详细梳理了东亚经济体一体化的发展与RCEP的起源及签署过程,细致分析了RCEP的条款内容及特征,认为RCEP条款代表着在WTO原则基础上对更高水平自贸规则的探索与实践。在此基础上,详细评估了RCEP签署对主要成员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和贸易效应。多情形对比分析显示RCEP能显著提高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并显著推动成员国贸易的繁荣。尤其对于中国而言,RCEP能够显著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同时也强化了中国在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地位。同时,评估结果还显示,未来印度的加入将进一步增进中日韩以及东盟的经济收益。值得关注的是,RCEP在某些领域仍然与CPTPP所带表的新一代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中国还需进一步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持久的动力。

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

本文基于61个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较好地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证明了债务阈值的存在性,且两组国家中政府债务阈值的大小存在差异。但是,政府债务阈值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它随利率、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和金融发展的变化而显示出动态性特征,且上述变量对两组国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别。

政府债务根源与财政规则有效性——来自跨国样本的证据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国际经济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利用典型发达国家长达一百三十余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政治竞争、财政规则与政府债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长期中,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膨胀源于国内政治竞争而非外部冲击,政治家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导致了财政公共池塘问题的出现和政府内生性的债务倾向。针对上述债务根源,并非所有类型的财政规则均能化解,支出规则和债务规则有助于校正政治家扭曲的激励、重塑财政纪律和债务的可持续性,财政征收规则和平衡预算规则效果并不显著。此外,拥有法律地位和外部独立的监管机构以及杜绝例外条款能够显著提高支出规则的有效性,债务规则并未显示出上述特征。对于我国而言,积极探索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可成为长期中化解地方债务问题的努力方向。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脱钩:现实还是幻想?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反的经济复苏态势重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东亚是否脱钩"的争论。本文从东亚国家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变化这一视角证明,东亚通过大幅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正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但这种变化还不足以证明东亚脱钩已经实现。东亚经济的再平衡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争论与战略博弈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内涵及其成本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全球失衡的国内调整与国家间调整,认为寻求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和主要相关国家之间失衡调整成本分担的平衡是决定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能否成功的关键。

日本政府的汇率干预:动因、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来日本政府抛售日元阻止其不断升值的干预行动深刻反映了日本经济的问题和困境。本文在对日本经济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探讨了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主要原因,并以日本为前车之鉴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贸易与生产网络的挑战与政策含义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支撑东亚繁荣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生产网络的局限性在危机中暴露无遗。东亚主要国家依靠财政扩张政策迅速走出危机,但在欧美迟迟难以走出困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东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模式转型不可避免,东亚必须超越现有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弊端,否则未来将陷入极大的困境。

美国对他国金融制裁的法律基础、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金融制裁日益成为大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美国为例对金融制裁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在揭示传统经济制裁弊端的基础上探讨了金融制裁兴起的国际背景与根源;其次,从微观的视角剖析了美国实施制裁的法律基础、制度架构及约束条件,表明美国金融制裁正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集中体现;再次,以俄罗斯和伊朗为例,观察美国金融制裁的最新实践,并从中寻找可行的应对之策;最后,综合前文研究,从立法和制度建设、部门设置及货币国际化的角度提出了未来强化中国实施金融制裁与反制裁能力的政策建议。

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自发达国家长期历史的启示

利用典型发达国家1880-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两种估计方法考察了这一百多年间各国所出现的195次成功债务削减周期背后的历史经验与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整体而言,长期经济增长能够大幅度提高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短期波动的影响则相对逊色不少；通货膨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稀释债务存量的作用。对于债务削减起到了积极作用；名义利率水平与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负相关，更高的名义利率不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受到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时，利率对债务削减的影响越大；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但实现财政巩固的方式同样至关重要，政府债务水平的持续下降更依赖政府支出的减少，而增税往往弄巧成拙、效果不佳。

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

贸易失衡是否会引发国家冲突,文章基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冲突事件数据,实证研究此问题,并从多个维度挖掘了贸易失衡引发军事冲突的根源。研究结果显示,伴随贸易失衡的加剧,贸易伙伴之间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对影响根源的检验显示,逆差国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发起者;就国内层面而言,逆差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执政者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竞争、本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贸易赤字往往成为冲突的触发器;国际层面,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差异并非问题的根源,而顺差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与逆差国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赶超使得失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以失衡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双赢”并最终推动贸易伙伴走向了军事对抗。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两国存在历史仇恨或地理相邻时,贸易失衡的边际效应显著提升;当存在超级大国且该国为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时,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也更大;即使签订自贸协定甚至联盟亦不能有效抑制贸易失衡的影响;同时,相比更加激烈的战争,中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更高;而贸易失衡所诱发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以改变目标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推翻执政当局为目的。

政党、国家能力与经济兴衰——来自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的启示

政党对国家兴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作者建立了政党领导力与国家经济兴衰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的长期历史数据检验了相关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政党领导力与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政党领导力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相关经济体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与本国民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高效融入本国社会的方式推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显著提升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政党通过不断完善政党制度对党内成员进行约束并强化党内协调以降低政策被特定群体俘获的可能性,确保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本国政府对国家总体资源的配置能力与使用能力。政党领导力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为解释和理解东亚与东南亚经济体何以能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加强执政党建设何以能提升国家能力提供了理论解释。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能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构建了中国各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并以此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2002—2013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证实,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价值链嵌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效应在工业部门、非国有企业员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尤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效率改善和产业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嵌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

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作者利用东亚典型国家1980—2013年的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首先,政治关系的恶化将显著降低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但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为东亚地区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拉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对冲政治风险、显著降低双边贸易对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偏效应),中国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繁荣的稳定器。其次,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不同样本组中具有明显的差异,只有在非对抗的国家中,上述贸易拉动效应和对冲政治风险的作用才能显现。最后,政治关系、贸易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加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日益提升,但是它对冲政治风险、平稳双边贸易的作用却在不断下降;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

债务、增长与危机:基于债务异质性的考证

本文在细分债务类型的基础上,利用典型OECD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多种方法考察了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分析二者与系统性银行业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1)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私人债务的积累则与经济增长高度负相关;将私人债务细分为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企业债务的增加会显著制约经济增长,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显著。(2)对于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发生,各类型债务又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概率估计的结果显示,就危机爆发而言,政府债务规模与银行业危机是否发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私人债务则是银行业危机的根源;无论是家庭债务抑或是企业债务的积累均提高了危机发生的概率,此时二者并未显示出本质的区别。这对于认识当前有关全球经济的争论乃至我国的债务问题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不同类型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细分债务类型的基础上,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80—2009年期间,三种类型的债务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私人债务(尤其是企业债务)的负向影响大于政府债务,但后者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同时经济增长越缓慢,债务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经济波动层面考察,政府与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债务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且波动幅度较大时,企业债务对波动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增加。这对于认识当前全球经济的争论乃至我国的债务问题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自发达国家长期历史的启示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损伤了发达经济体的公共财政状况,各国至今仍在艰难地寻找着债务问题的解药,如何实现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集体困境。作者试图从长期历史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通过对典型发达国家1880年至2009年间政府债务百年史中成功的债务削减周期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实现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更依赖支出紧缩型的财政巩固政策。其次,长期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增加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再次,通货膨胀与利率政策相配合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最后,沉重的债务负担往往会成为各国政府化解债务困境的动力。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变迁与重塑、政府债务微观结构的变化,上述因素对于政府债务削减的影响存在着巨大差异,曾经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今天未必适用。此外,政治与法律因素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民主化程度更高以及实施财政规则的国家更易于实现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与传统观点不同,国内政治竞争性的增强会使执政者更为关注目益恶化的债务僵局以赢得选民与声誉,可信地降低债务水平;不同的法律起源同样制约着政府债务的削减,普通法系能够为债务削减提供更为良好的法律环境以促进债务削减的成功。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

伴随近年来海外投资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影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新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何种冲击至今仍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据。作者利用2005—2019年的全球样本实证研究了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分歧显著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中,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地方国有企业;而且相较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对于外交关系的冲击尤为显著。一方面,国际经济权力对比的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引致发达国家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经济根源,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赶超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权力转移使原有的自由市场秩序开始让位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差异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同样助推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效应的产生。研究结论为全面评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交影响以及反思传统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间冲突理论提供了启示。

中日韩三国贸易与分工的新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支撑东亚繁荣的增长模式和区域生产网络的缺陷暴露无疑。在后危机时代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贸易与分工结构调整已经悄然展开。本文首先考察了危机前后中日韩三国区域分工与贸易结构的最新变化趋势,其次研究了其对区域经济合作和东亚再平衡的影响,最后讨论了这种变革对FTA建设带来的启示。

中国对外援助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库,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中国援助对中低收入受援国贫困率的影响和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援助规模的增加,受援国的贫困率显著下降;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欧美为代表的传统援助并未产生显著的减贫效应,作为对比,一方面,中国"水平范式"的援助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加速了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援助改善了中低收入国家的国内安全局势,有效降低了国内冲突,有助于打破"冲突-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