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淳化西周陶罐筮数易卦新探

刻有十一个筮数易卦的西周陶罐在陕西淳化被发现后,姚生民、李学勤、李西兴、徐锡台、蔡运章等学者先后对之加以关注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灼见。各位时贤的已有成果,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无庸讳言,各位先生所撰论文或有小误不安处,或有尚未论及者,因此有必要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材料重新深入探究,以进一步阐明淳化陶罐筮数易卦在《周易》溯源研究和哲学、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卦,次夬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故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非无本之木,可溯源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之所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之所以刻两卦,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

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

本文考述了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看法：1．焦循以普遍联系和爻位运动的观点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生生不息”的动态系统，比之孤立、静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更有意义。2．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是建立在客观分析的考据基础之上，不宜武断否定。3．焦循易学构架并非纯象数的研究，而是以象数为载体，阐发儒家的道德义理和自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4．焦循以“声训”为媒介的两卦或数卦之间的关联是否《周易》本义值得讨论，其“声训”缺乏充分的文献旁证是一大缺憾。

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

吴澄的《易》学成就,主要体现于其卦统说、卦主说和卦变说。吴澄"卦统说"反映了尚中、尚阳、尚礼的思想,可以比较理想地解释《周易》古经卦序和上、下分篇之由的象数依据,对后世影响深远。吴澄"卦主"说,逻辑推理十分严密。乾、坤、否、泰四卦之外,先看是否有坎、离。有坎、离,则以坎、离定卦主; 无坎、离,再看震、巽、艮、兑。卦中有艮、兑,先看是否属十二消息卦。如属十二消息卦,则艮、兑以中爻为主; 如非十二消息卦,则艮、兑以上爻为主。震、巽、艮、兑自相重之卦,以上卦定卦主; 震、巽、艮、兑互相合之卦,除颐、大过、中孚、小过外,皆以下卦定卦主。吴澄"卦变说"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类比逻辑思维。与此前虞翻、朱熹等人的"卦变说"相比,吴澄"卦变说"的卦变来源更加整齐划一,能够更好地满足诠释卦爻辞的需要。吴澄的"卦统"、"卦主"、"卦变"说,总体而言,足成一家之说。通过对吴澄《易》著的研读,可以认为,皮锡瑞等先生对元代《易》学的宏观评价有可商之余地。

数字归类、阴阳归类和八卦归类——易学推类逻辑的基本前提

易学"推类"逻辑的基本前提是归类。归类包括数字归类、阴阳归类、八卦归类等。数字归类思想的萌芽体现于数占文化。阴阳归类的思想源远流长。远古时代的先民将逝者葬于地下,生死异处,即体现了先民的阴阳各归其类的观念。曾侯乙墓墓主男性居东室,陪葬女性居西室,东为阳,西为阴,同样反映了易学阴阳各归其类的思想。《清华简》第四辑《筮法》中的八卦人身图是反映八卦归类思想的文物考古资料,与《周易·说卦》中所记载的八卦万物类象基本相合。其图与凌家滩玉版上的图案和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式盘都十分相似,可视为后世易学逻辑推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式盘的早期形式。

学术史视野下的清代易学

经学之发达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清代易学研究是清代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清代易学有助于加深对清代学术特色的理解,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清代学术。清代易学成果主要有:王夫之和李塨的义理易学;惠栋《易汉学》对汉易的钩沉;张惠言《周易虞氏易》研究;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清儒对"河图""洛书"的考据。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王权至上”与儒家教化

“王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框架。“王权至上”之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和宗法观念对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教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下,“王权至上”成为人们不假思索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信条。人们毫不吝啬地把社会性的精神权威“道”与“圣”虔诚地奉献给了“天”的代表——至高无上的君王。人们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世俗君王的身上。世俗的君王成了人们信奉的最大教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神权始终是依附、屈从于世俗王权的,既不可能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兴衰轨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

老儒米寿著新书——评《苹楼藏书琐谈》和《文史纵横谈》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涂宗涛先生新著《苹楼藏书琐谈》,报道了涂老所藏部分古籍的概貌,既可与同好者进行交流,也可为古籍普查工作提供一些线索。学术提倡"短、实、新",涂老另一新著《文史纵横谈》,所收文章大多为一千至一千五百字短文,篇幅虽短,然皆扎实而有新意。涂老作为传统文史检索的专家,查阅"蔡威"出典的周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籍数字化工程的重要意义。

李塨易学述论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今属河北）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从颜元学习，是清初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思想以实践实证、实学实用为要旨。其易学思想既为其哲学思想中不可割裂的部分，又自有其在《周易》诠释史上不可磨灭的成就。然而，二百余年以降，学者鲜有论及，或所论泛泛，不足以彰显李臻易学的特点及其价值。有鉴于此，有必要系统梳理李塔《易》注，条贯探究，详加论述，以使学者对李塔易学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

本文考述了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1)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缺乏史料依据,难以使人信服;(2)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符合辨伪通例,值得重视;(3)“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非无源之水,但只宜称“大衍图”“九宫图”,不必托名“河图”“洛书”。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22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苏魏公文集》阙文补证

《苏魏公文集》由苏颂幼子苏携编成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流传诸本,现已得见者有苏颂裔孙苏廷玉道光廿二年(1842)重刻本和同治四年(1865)苏廷玉侄孙苏万灵重印的苏廷玉刻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廷玉刻本及苏万灵重印本《苏魏公文集》卷二十中“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一文,首句“因臣僚上言”前留出空白七行多,并注明“以上原阙”.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苏魏公文集》卷二十“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一文(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第272页)首句前不空行,不注阙,为突兀而来的“因臣僚上言……”.

隋唐东都城与《周易》文化

隋唐东都城位于河南洛阳。古代洛阳,位居天下之中。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十三个王朝的宅京之地,至今仍保存有五大都城遗址。建国以来,洛阳是最早开展都城考古的城市,隋唐洛阳城遗址也是较早进行考古勘察与发掘的古代都城之一。

尚秉和象数解《易》析论

尚秉和作为晚清民国象数易学大家,其象数解《易》之系统、完备,奠定了其在易学史上不可摇撼的地位。尚氏综合运用诸多易象、易数解《易》。其以象解《易》可析分为五:覆象、大象、对象、互象、逸象。其以数解《易》可析分为十:先天八卦数、爻数、五行数、十日数、九宫数、策数、十二辰数、八卦成列之数、爻辰数、生生之数。尚秉和以数解《易》,标准不一,如对“三”的解释,或取先天八卦数,以离为三,或取九宫数,以震为三,或取十日数(纳甲数),以艮为三,或取生生之数,以坎为三。表面上看,似乎难脱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之诟病,但其实,这正反映了《周易》“变易”之理。正如《易传》中所言:“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试析博物馆钤印活动的特征和功用

博物馆钤印活动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博物馆宣教内容之一,目前在我国台湾地区及内陆部分地区都已逐渐被采纳并实施,亟待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推广。博物馆钤印活动主要有唯一性、教育性和参与性三大特征,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纪念、宣传和保护的功用。

《张皋文笺易诠全集》考略

张惠言《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是清代的一部自著丛书,其常见题名为《张皋文笺易诠全集》,但作者在古籍编目实践中发现该丛书还有一古籍内封,题名《张皋文笺易注全集》。从“诠”“注”的一字之差出发,进一步发现该丛书还有《笺易注元室遗书》《茗柯全书》等题名。本文分析了这三种题名的丛书子目及它们的存藏概况,并对这些丛书子目书籍的刊刻加以考察。《张皋文笺易诠全集》等丛书及其子目书籍的流传,有利于后人了解张惠言之学术,无论对于汉易研究,还是清易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易学考古四题

殷墟＂易卦卜甲＂可从＂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等角度解读。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非《太玄》之＂首＂,可从互体、大象、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易占等多角度考虑,以充分揭示各种可能性,避免一元化思维。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卦,次夬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故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非无本之木,可溯源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何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之所以刻两卦,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战国鱼鼎匕铭文与震卦卦象、卦辞和大象辞等皆相吻合,反映了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之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