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CO_2排放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201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构建交通CO2排放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交通CO2排放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取“由大到小”逐步回归的建模方式，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引入时间固定效应，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交通CO2排放的社会经济、城市形态、交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中国交通CO2排放总量和人均交通CO2排放量分别以9．29％和8．69％的年均增速增长，前者的区域差异呈先增后减趋势，后者的区域差异则首先呈周期性波动，而后一直保持减少趋势。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交通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交通CO2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城市人口密度对交通CO2排放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应加强对城市人口密度的规划控制，以避免因人口过度集聚而额外增加产生交通CO2排放。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对交通CO2排放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小汽车拥有率对交通CO2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支持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设计了基于碳排放-位置分配模型的公共中心规划支持系统（CELA-PCPSS）,该系统可分为支撑层、数据层、模型层、功能层和表示层.其中,基于小汽车出行碳排放的位置分配模型是模型层乃至整个CELA-PCPSS的核心.CELA-PCPSS的主要功能是基于低碳视角计算出公共中心布局选址的最优位置,定量、可视化地模拟出不同公共中心布局形式下的小汽车出行碳排放空间格局与碳排放总量.以广州市为例,将CELA-PCPSS应用于其假设的公共中心规划选址中,模拟与计算出规划1-6个公共中心的最优选址位置及其相应的小汽车出行碳排放空间格局与碳排放总量.发现新增公共中心能减少小汽车出行碳排放总量,具有边际效应.因此,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成本和人文因素来确定规划公共中心的数量和调整其选址位置,以使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最大化。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居民迁居特征及机制——以棠下小区为例

以广州市规模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之一——棠下小区为例,采用标准差椭圆GIS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不同类型住户居民的生活和迁居特征、迁居原因和动力机制。主要结论为:不同类型住户在迁居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廉租房住户迁居距离最长,迁出地分布最聚集;经适房住户迁出地空间跨度较大。新住户整体上迁居距离较短,但普通租房住户迁出地空间分散,而购买二手房住户迁出地空间集中。不同类型住户在迁居原因上亦具有显著差异。原住户迁入小区的主要原因有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经济能力有限和原住房被征用拆迁等,属于被动型迁居,以政府和单位安排为主导。新住户迁入小区主要考虑个人和家庭因素,为主动型迁居,市场机制起关键作用;同时,新住户(包括拥有房产者和租户)具有强烈的再迁出小区欲望。住房面积小、为寻求较好的教育资源、经济条件改善以及小区管理问题是驱动居民迁出小区的主要原因,且不同类型住户在迁出原因上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居民迁出与迁入,棠下小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小区性质已由政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小区演变为具有明显过渡性质、流动性极大的普通居住小区,且出现明显"过滤"现象。

美国健康交通规划管理经验与启示

以小汽车为主的机动化交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空气污染、能源消耗、交通伤害、静态生活方式和人口肥胖、糖尿病患者增加等。健康交通不仅能够改善现有交通系统中的伤亡,还具有创造健康社会环境、提高公众身体素质等复合健康价值。美国较早在健康交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开展实践,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研究对美国健康交通的发展政策、规划体系和管理模式进行梳理,通过相关案例归纳、阐释其特点与经验,以期为中国城市交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中国区域综合运输效率的测度及其时空演化

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采用DEA模型对1988~2011年中国省域综合运输效率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省域综合运输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呈现出东部高而中西部低的空间格局;从分解效率来看,中国省域综合运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规模效率普遍较高,技术效率是影响综合运输效率时空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3/4省份完成了由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向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过渡,运输资源要素的投入冗余阻碍了综合运输效率水平提高,调控和优化现有运输资源结构,提高技术效率成为提高综合运输效率的主要途径。

惩罚logistic回归用于高维变量选择的模拟评价

目的 logistic回归是生物医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可以进行影响因素筛选、概率预测、分类等。高通量测序技术得到的数据给高维变量选择问题带来挑战。惩罚logistic回归可以对高维数据进行变量选择和系数估计,且其有效的算法保证了计算的可行性。方法本文介绍了常用的惩罚logistic算法如LASSO(least absolutes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EN(elastic net)、SCAD(smoothly clipped absolute deviation)、MCP(minimax concave penalty)以及SIS(sure independence screening)等,并用模拟数据对各方法进行评价。结果 (1)各方法的结果与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有关,不同惩罚logistic回归的精确性与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有关,如果相关较高,LASSO或EN的结果较好,而在相关较低时,MCP或SCAD结果较好;(2)结合SIS的方法倾向于少选变量,误选率低,但敏感度也低,而LASSO、MCP、SCAD选择变量较多,误选率高,但敏感度较高;(3)当自变量间低度相关时,SIS的三种方法结果非常接近,但相关较高时,SIS+LASSO的结果表现较好。结论采用非小细胞型肺癌的基因数据集进行实例分析,并表明如何根据模拟实验的结论,在多种方法的不同结果间进行选择。

广州市跨江大桥建设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广州为例,探究跨江大桥建设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首先,通过对广州跨江大桥80年的建设历程进行梳理,分别总结了不同时期跨江大桥建设对广州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其次,归纳了跨江大桥建设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发展是跨江大桥建设以及推动城市空间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政府和市场是影响机制中的两种不同力量。政府通过跨江大桥的建设实现城市规划的空间发展战略,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城市轴线、节点等空间要素的形成;市场则在跨江大桥建设改变了交通可达性与空间区位关系的条件下,推动了资本空间与地租空间的重构,并进一步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影响。

基于生境质量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网络识别

快速城市化导致我国出现局域生态退化、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等问题,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东部沿海地区尤甚。识别生态网络可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对于保障脆弱生态系统和城镇化程度高的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较少考虑生境质量变化对研究区的影响,以及确定生态廊道宽度的方法尚未成熟,准确性和空间精度存疑。使用InVEST模型对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并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的景观要素识别选取生态源地,根据长时间序列的景观连通性和生境质量评估划分生态源地等级;运用电路理论方法提取生态廊道位置和宽度范围,以及判别生态“夹点”与生态障碍点。研究发现:(1)200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境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并呈现从中心向边缘递减的空间格局态势;(2)识别出117个生态源地,包括7个一级生态源地,13个二级生态源地和97个三级生态源地,总面积2597.72km^(2),占大湾区的46.39%;(3)生态廊道共243条,其中,一级廊道104条,二级廊道139条,总长度1273.84km;(4)生态“夹点”88个、生态障碍点188个,是重点保护和优先修复的关键。研究结论可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空间管控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全球战略背景下中国海外区域开发新模式及实践——以墨西哥Tehuantepec沿线交通基础设施与土地空间一体化开发为例

'高铁'、'核电'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的大国全球战略。深入探讨中国海外区域开发的模式及其特征,分析新形势下中国海外区域开发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球战略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开发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明确了主要海外区域开发模式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之上,以墨西哥Tehuantepec走廊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土地空间开发模式为例,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海外区域开发的新模式,旨在为增加中国海外区域开发效益、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提供指导和实践依据。

基于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

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是衡量城市居民接触和使用绿地便捷程度与机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和反映城市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并与城市环境、生态、健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较少从多个尺度、多种出行模式测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以广州为研究区域,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构建了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模型(Multi-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M2SFCA)和绿地公平性模型,对广州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空间格局与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城郊两极化”空间差异,低绿地可达性区域集聚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而人口较少的外围城市区域绿地可达性值普遍较高。(2)广州市域绿地资源空间分布处于严重不公平状态(绿地公平性指数为0.58),且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南沙区、天河区和花都区绿地公平性相对较好,其他区域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均有待提高与优化。(3)在镇街层面,有73.29%的镇街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处于高度平均水平(绿地公平性指数≤0.2);在社区层面,低可达性-公平类型的社区数量最多(占社区总量的39.85%),高可达性类型的社区分布最少:有15.91%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公平类型,有12.94%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不公平类型。研究结论将为优化城市区域绿地空间结构、保障绿地空间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福建省贫困县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公路交通演化视角,对福建省贫困县经济增长影响机制进行研究,首先利用路网连通度和交通优势度来衡量福建省贫困县公路交通的演化,再构建包含交通优势度在内的生产函数模型,探讨2000—2016年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贫困县的交通优势度整体上处于劣势,大部分贫困县的交通优势度低于全省平均值,贫困县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小且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和总人口数的增长有利于贫困县经济增长,地形起伏度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显著为负变得不显著,且影响较小。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城市绿地是改善生态环境、优化景观格局、提升生活品质和促进居民健康的重要载体。优化城市绿地分布格局,提高绿地质量和效益,以及使居民更加便捷地亲近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点工作。文章首先从评价内容、评价维度、评价尺度、评价对象和评价方法五大方面对中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归纳,提出未来发展和转型方向,并提出构建一套涵盖生态效益、景观格局、绿地可达性和人本效益等方面的"多元、多维、多尺度"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新一轮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启示。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1.0和PM10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1.0、PM10和PM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2)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公园绿地规划经验及其借鉴

公园绿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公众健康及人类福祉密切关联的建成环境和公共空间。文章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为例,对其城市公园绿地发展和规划经验进行了研究。通过湖泊、水系、绿地和绿道等的连接,明尼阿波利斯市形成边界开放、相互连通和有机融合的全域多尺度公园绿地系统,包括区域尺度的“中心—外围”格局公园绿地系统、市域尺度的“大循环”公园绿地系统和社区尺度的“星座状”邻里公园绿地系统。基于此,明尼阿波利斯市实现了公园“10分钟步行”可达全覆盖目标,并建立起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公园游憩服务体系,建立公平的公园规划和资金分配机制,为中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供了启示。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社区公园规划与管理模式

社区公园是城市公园系统中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公园绿地类型之一。科学、完善的社区公园规划体系和管理模式有助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增进公众健康福祉。以美国多个城市为例,梳理归纳其城市公园与开放空间规划、城市公园服务分区规划和社区公园规划设计3个尺度的社区公园规划特色,并总结社区公园项目投资建设、公园评价和运营维护的管理内容。最后,分别从规划体系、投资模式、评估机制和公众参与4个方面对中国社区公园的规划与管理提出建议。

华南地区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韧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和不确定干扰的能力在提高城市防灾韧性中起到关键作用。基于对华南地区城市公园绿地防灾过程与功能分析,构建了一个涵盖灾前、灾时和灾后“全过程”的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韧性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11个准则和32个指标构成,用于应对极端高温灾害;暴雨、台风和城市内涝;森林火灾以及其他灾害。最后,以广州珠江公园为例对该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有助于明确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韧性的重要性与方向,优化和提升华南地区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韧性设计。

美国自行车交通规划的经验借鉴与启示——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例

自行车交通是一种低碳、环保和健康的交通方式,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严重挤压了自行车交通的生存空间与路权分配,导致自行车出行比例大幅下降。美国在自行车交通发展和规划方面有着与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经验与模式。论文以全美自行车骑行得分最高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为例,分别从州、都市区、郡和市4个层级对其自行车交通规划体系进行梳理与研究,并从连接性、娱乐性、独立性和安全性4方面归纳美国自行车道设计特色,以期为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规划与设计提供来自北美的经验模式借鉴,促进和迎接自行车交通的“回归”。

风景园林专业GIS技术类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

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风景园林学科,承担着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责任,而GIS技术的引入能够满足新时代风景园林学科宏观发展的需求。结合国内外风景园林领域GIS技术的研究进展,针对高校风景园林专业GIS技术类课程的教学现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提出了GIS技术类课程教学的优化策略:一是要明确GIS技术类课程的教学目标,二是要优化GIS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三是要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四是要采取多种教学方式,五是围绕专业方向进行GIS技术类课程的设置,六是课程考核应采取考查的方式。通过GIS技术类课程的改革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丰富了课程的教学成果,为高校风景园林学科GIS技术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

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之间关系的Meta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绿地与周边人群超重和肥胖风险存在潜在关联,然而其具体效应有待测定。采用Meta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对69篇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探究了不同研究设计、绿地指标、样本年龄和不同尺度地理分析单元等亚组的研究结果差异,发现:(1)总体上,绿地与居民超重或肥胖风险、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腰围呈负相关关系,但不同研究设计类型(横截面研究和队列研究)之间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差异。(2)对于不同的绿地指标,其与居民超重肥胖的关系也存在一定差异。(3)相较于儿童和青少年,绿地与成年人超重肥胖的关联性更显著。(4)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Meta分析结果显示,绿地与居民超重肥胖关系在各亚组中存在混杂,意味着它们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这对未来研究起到一定启示作用:应增加纵向研究以更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构建完善的绿地测度指标体系,考虑多尺度地理分析单元的影响差异;同时,不应忽视来自样本多方面混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未来相关领域研究得出更明晰的结论,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