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礼论的内在理路

在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中,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改变了礼在孔子语境中的内外双重向度,而力图予以完全心性化的注解。孟子对礼的限定,虽然带来了表述上的便利,但实质上却也极大地压缩了礼的内涵,从而带来了自身理论上的困境。在"四端"之中,礼没有独立、完整的涵义而辐辏于仁、义,其价值的体现要落实在二者之上。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方法——以三个《历史决议》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百年党史中的光辉文献,三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与智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坚持阶段性总结与整体性思考相统一,实现历史叙事与重大历史结论的衔接;坚持正视历史与深挖根源相统一,敢于直面错误并剖析思想实质;坚持总结历史经验与推动理论创新相统一,将历史反思凝聚为党的精神财富与理论成果;促成历史共识与加强党内团结相统一,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汉书·艺文志》价值的再思考

《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上乘之作,但就其实际成书过程及其六分法的体系来看,简单的称其为学术史著作似较为不妥。《汉书·艺文志》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和基本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汉书·艺文志》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其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界对其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刘歆、王莽与《周礼》问题考辨

新莽时期是《周礼》传承的重要关节点,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位人物是刘歆与王莽。以往学界多将《周礼》之兴归因于刘歆,但此说与历史事实尚有一定差距。刘歆在王莽篡位时的境遇及其对待《周礼》的态度,很难说他有推广《周礼》的热情与条件。从西汉末年出现的追思周公的思想潮流和王莽自比周公的种种表现看,真正推拥《周礼》的主要动力应来自王莽。

三个历史决议与毛泽东思想阐释的整体性探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经典之作,三个历史决议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既保持原则、立场的一脉相承,又实现了具体观点、结论的与时俱进,这鲜明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中。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凝练了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科学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线索,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生成逻辑;以内涵阐释为重要内容,接续完成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界定;以意义呈现为最终目标,共同确立并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七略》性质辨正

《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上乘之作,但就其实际成书过程及六分法的体系框架来看,称之为学术史著作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和基本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其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诸子学术的构建:从《天下》篇到《汉书·艺文志》

"九流十家"作为诸子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此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天下》至《显学》,主要以因人论学为特征;《论六家要旨》与《史记》,为因人论学与学派概念的相持阶段;至《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九流十家"体系最终定型。《汉志》的诸子体系,杂糅了辨章学术与图书分类的双重考虑,"九流十家"内部隐含着分类标准不一的矛盾。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王符经济思想中的本末论

对于工商关系的探讨,是中国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王符从新的角度考察工商关系,突破了前人将农、商简单划分为本与末的窠臼。他从农商对于实际生活的作用入手,将本、末的划分引入了工商业内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突出贡献。

《汉书·艺文志》与“王官说”关系辨正

部分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解释诸子起源的古职官应取自《周礼》,这其实是一种误读。还原《汉书·艺文志》成书的历史场景,可知其与《周礼》职官的联系较为松散。两者关系的构建,乃是后世学人不断层累、诠释的结果,特别是《隋书·经籍志》与胡适在其中发挥了节点性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王官说",实质是要解决大一统条件下的经、子关系问题,这种借助上古官守的表述方式,与当时盛行的复古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书中的调查研究思想探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起点和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家书成为毛泽东了解社会问题、评估党的各项工作的独特渠道,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自然延续和特殊形式。从内容上看,家书与毛泽东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关切高度一致,如统一财经、农业合作化和整风整党等;从理念上看,彰显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精髓和娴熟技巧,如“眼睛向下”的调查视角、“解剖麻雀”的调查方法、“与群众做朋友”的调查艺术、开调查会的组织形式等。

青年毛泽东“大留学”观中的中国立场探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秉持了一种特殊的"大留学"理念,其中最鲜明的特色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最终目的的"中国立场",这与他本人的知识结构、杨昌济等人的影响及新民学会的留学实践密切相关。以中国为核心的立场自觉,使毛泽东较早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以较为冷静的态度看待古今中外问题,这为他以后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王符生卒年考证

关于王符生卒年的探讨,是关于王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解释其思想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王符生卒年的推理,以《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为基本依据,可以推出其大致生于公元78或79年,卒于公元167年左右。

关于刘歆《诸子略》的两个基本问题

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论纵横家战争观

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战争观较为特殊,即带有浓厚的"贬战"色彩,他们一方面承认战争的现实性,对战争问题并不回避;另一方面,在规避战争的选择上,并不推崇以战止战,更倾向于运用外交策略解决战争问题。这种战争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当时的总体局势看,各国力量的分化组合为外交策略的推行提供了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脱离外交选择的战争也是极具风险的;从纵横家的发迹史来看,外交策略的成功也促使他们将战争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孟子“养心论”浅析

孟子的"养心论"与其"性善论"息息相关,"心"与"性"是二为一的关系。从整体来看,孟子认为至善之"心"丢失的原因有两点:一为耳目食色之欲的诱惑;一为个人道德自觉的缺乏。孟子对"性"有独特的认识,他的"养心论"关注的重心仍然放在了反求本心。注重人的道德自觉,达到"尽心知性"的境界,这是孟子"养心论"的核心所在。

经验与概念的对话——公孙龙“名”学思想浅析

自从有了人类，也就开始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并非一个绝对客观的过程，人类既不能脱离自己生存的环境，视域难免受到种种遮蔽，人类又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构建的影像。

高校思政课教师视域下移动互联教学的双重效应

移动互联教学给高校思政课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移动互联技术帮助思政课教师摆脱了许多传统授课模式的制约,可以优化课堂管理、增加师生互动、提升课堂吸引力。另一方面,移动互联技术也给思政课教学带来了一些潜在矛盾,如教学管理与教学效果的矛盾,教学目的与教学手段的矛盾,教学内容与课程容量的矛盾,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矛盾。思政课教师应立足实际教学需要,积极、合理使用移动互联技术,统一协调好教师、学生、技术及课程等因素的作用,构建崭新的“教学共同体”。

三个历史决议体现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重逻辑

毛泽东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较为集中的领域,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之一。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凝结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基本结论,澄清了若干关键理论问题,构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方法逻辑、话语逻辑和理论逻辑。立足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回归其基本立场和重要结论,是毛泽东研究走向科学和规范的前提,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课程”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称为"关键课程",这一科学论断具有丰富的内涵。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性体现,承担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关键渠道,其最终目标是塑造青少年学生这一关键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