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视居住几个问题的探讨

从保护人权、减少羁押角度看 ,设立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监视居住并非我国独有 ,有关国家的立法中也规定有此类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的本质属性是限制人身自由 ,与剥夺人身自由有本质区别 ;监视居住的地点是住处或指定的居所 ,但不是居住房屋以内的空间 ;监视居住可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不同的监视方式。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 ,保护被害人 ,给予其恰如其份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成为追求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重视应当肯定 ,但是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方面仍有一些不周到之处 ,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完善。

关于测谎及其结论的争议与评析

在关于测谎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的讨论中 ,对测谎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争论已久。从心理变化引起生理变化的角度看 ,测谎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现代测谎技术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多学科原理 ,测试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 ;测谎结论由于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 ,所以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

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

由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实践中运用十分普遍,而且适用强制措施又具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作用,因此立法除规定了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外,还规定了对强制措施进行调节的机制,即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从立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看,对强制措施的变更、解除和撤销极为重视,所用条款很多;准确理解这些规定,对于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无罪推定之疑案及其认定

疑案从无属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了疑案从无的司法原则,实践中司法机关根据这一原则对一些疑案作了无罪处理,效果良好。但是,还经常发生对某一案件是否属于疑案的争议,理论上对疑案的界定亦不明确。

论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一系列的诉讼权利,然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这些程序上的权利被有意或无意地限制或剥夺,因此,必须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转化犯探析

在刑法理论的研究中,人们提出了转化犯的概念。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分析,转化犯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的。转化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种揭示这类犯罪的科学理论,已被以往的立法和司法所应用,例如我国刑法第153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

列举、概括在刑事立法中的运用

列举和概括是语言表达的两种基本模式。作为法律主要载体的成文规范只能通过语言文字反映,列举和概括就成为表述法律所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在刑事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列举与概括是应用最多的立法方法。如何使用列举与概括,关系到立法者如何将法律完整、准确地加以表述;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刑罚的适用和执行。因此。

简析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决定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刑法等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补充,这对打击拐卖和绑架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一个专项性的刑事立法,无论从他所规定的内容看,还是从立法技术看,

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几个问题

自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增设挪用公款罪以来,法学界对该罪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使许多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有些问题仍有争议,有的问题尚未涉及,本文试就此谈些粗浅看法。

论刑事审判中的管辖合并

论刑事审判中的管辖合并王生今，杨旺年管辖合并是刑事审判管辖中的一种制度。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一般都规定有这一制度。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并没有关于管辖合并的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管辖合并却被大量的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

试论绑架勒索罪

绑架人质勒索财物行为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我国刑法典制定期间,这种犯罪行为在我国基本上未曾发生过,所以,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对这一方面的犯罪治罪的条款。但是,在近年来这种犯罪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致使司法机关对其治罪无所适从,刑法理论界也主张不一。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行法律批复为按抢劫罪治罪。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呼唤着科学的立法的产生。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零口供”的科学性解评——兼论正确对待口供、运用口供

近年来"零口供"的影响极大,事实上,它是一种不科学的提法和做法。《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事实上是仅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之为零,而不排除其辩解部分的使用,其中有一定的原因。我国和国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口供的使用作了种种限制,但都没有完全排除把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有口供不用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正确使用口供要认真审查供述的真实性,注重对供述的研究和其他证据的使用,不轻信供述,同时重视辩解。

试论组织他人卖淫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下称《决定》)第1条规定:组织他人卖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第2款规定,协助他人卖淫的。

刑事错案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结合各种观点，从刑事错案的主体、性质、表现形式等方面，揭示了刑事错案的内涵，并作了分类。作者认为，错案处理必须坚持有错必究、给责任者以处分处罚原则；对当前刑事错案制度的建立，要统一协调，克服条块分割的现状。

简析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偷税抗税问题愈来愈严重。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就国家方面而言,除了管理制度不健全之外,《刑法》对这类犯罪的规定过于简略,刑罚失轻,导致司法机关对其打击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委。为适应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需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对《刑法》的相关内容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使惩治该类犯罪的立法进一步完善。本文试就《补充规定》

修改刑法问题的若干思考

任何立法,都难免疏漏。但是,在立法者可能认识到的范围内,应当尽量避免不应出现的疏漏,更不能有任何随意性。在这一点上,本文拟作如下探讨,以供参考。一、从现实与未来结合出发,避免短期行为。立法既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以后,不能仅从眼前出发,更不能单从感情出发。在这方面,以往的立法中处理得是不够好的。如,刑法中未规定挪用公共款物罪,当然可以理解。

对知情不举行为定罪量刑的探讨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知情不举行为应不应治罪的研究,多数人都是从知情不举行为不是共同犯罪,也与窝藏、包庇行为不同的角度入手,认为知情不举属于道德问题,觉悟不高问题,应当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不应治罪,如果仅就刑法的规定来说,这种看法无可非议。但是,不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去研究应不应治罪,就显得片面,就是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本文试就对该行为应不应治罪及如何治罪方面,谈些粗浅看法。

试论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试论《决定》第3条立法之不足

收买人口与拐卖人口行为是一对对偶性行为。在我国刑法中,有将拐卖人口行为作为犯罪的规定,而对收买人口行为没有作为犯罪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买人口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该行为不但与拐卖人口行为一样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也是拐卖人口犯罪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为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提供了“销路”

卖淫及相关行为刑事立法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卖淫行为的刑事立法由于各国(或地区)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民族习俗、经济状况等条件的不同,对卖淫活动的刑事对策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容忍卖淫活动的存在;有些国家对卖淫活动采取限制态度,例如一些国家设置"红灯区"的作法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