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关系分析

通过对从1981-2004年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数据以及我国GDP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从理论上以及量化关系上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我国GDP增长与FDI(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应用GDP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FDI的增长,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三次通货膨胀:周期划分与因素检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本文结合统计数据将我国的通货膨胀划分为三个周期,并运用Granger检验分析了通货膨胀诱因在历次通货膨胀中的作用,最终得出了通货膨胀率与各通货膨胀诱因间的量化模型。

极端事件冲击与股票收益率——基于A股市场双侧尾部风险的研究

本文采用1998~2021年个股日度数据构建了中国A股市场的双侧尾部风险因子用以捕捉极端风险对股票市场的冲击,分别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视角分析双侧尾部风险因子与股票收益率及股票波动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双侧尾部风险因子的门限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其次,双侧尾部风险因子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最后,基于双侧尾部风险载荷分组形成的组合收益率具有显著单调性,且不能由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解释。本文最后探讨了尾部风险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左尾和右尾风险因子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均具有负向冲击,进而对股票收益率产生影响。本文为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少儿抚养比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基于土地财政模式的研究

本文以少儿抚养比为切入点,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如何影响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并进一步探究了土地财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2009—2017年的样本数据,发现城投债交易利差与少儿抚养比(0岁~14岁少儿人口与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之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使用历史出生率数据构建少儿抚养比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得到高少儿抚养比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上升之间的因果关联;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高少儿抚养比通过推高土地出让价格加剧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尤其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较高时,此机制会被进一步强化。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当前在控制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和转变生育政策之间的“两难”困境,提出了缓解这一矛盾的政策建议。

城投债风险多重溢出效应研究——以信用债市场为媒介的视角

本文从信用债投资者的视角,对城投债风险溢出的多重路径进行探究,明确了不同地区间城投债风险的溢出机制,以及城投债风险对信用债市场整体的溢出效应及其反馈效应。本文构建省级行政区城投债利差指数以代表地区的城投债风险,将GVAR模型与FAVAR模型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包含上述两个层面城投债风险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模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微观层面,局部地区的城投债风险会对关联地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的观点一致;宏观层面,城投债风险的上升伴随着信用债市场利差水平的总体下降。此结果表明城投债风险上升会迫使信用债投资者减少对隐性担保的追逐,倒逼信用债投资者更为积极地承担信用风险赚取溢价,从而改善其他非城投主体在信用债市场上的融资环境。进一步地,本文以来自贵州、江苏两地的城投债风险冲击为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对比其短期溢出效应,以考察不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冲击对系统的短期溢出效应有何差异性。

人口结构与系统性风险测度及监管——以利率为纽带的视角

本文将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分解为长期均衡趋势项以及均值回复扰动项。基于风险指标的长期均衡趋势项,本文首次构建了以人口结构特征决定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结构中青年—中年比率与基准利率以及系统性风险违约距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进一步依据基准利率的长期预测值,计算得到三种不同压力情景下的系统性风险边界,作为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最后,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中提供的2100年人口结构数据,本文首次对我国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超长期预测。模拟结果表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将会导致我国较低的基准利率水平,从而产生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预防过度老龄化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同时,监管当局应当紧盯人口决定机制下的上下边界,避免非预期违约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