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青海藏区寺院僧人养老状况调查——以化隆县夏琼寺为例

佛教寺院养老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居舍养老,二是机构养老,居舍养老是藏区寺院僧人主要的养老模式。从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寺院居舍养老存在被赡养者可以集体活动、生活起居有人照料、精神获得慰藉和政府补贴等优势,但也存在年轻僧人较少老年僧人无人照料的问题。机构养老目前开展相对滞后。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继续发挥寺院居舍养老的优势,增强其养老能力;二是加强寺院与政府间的合作,寻求政府及社会对寺院养老的支持;三是兴办专业机构培养专业人才,使僧人养老更优化。

藏文古籍《陀唐玛遗训》版本暨相关问题考述——以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两部手抄本为例

通过对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陀唐玛遗训》两个不同的藏文抄本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裴尔·索仁森收藏的藏文文献《陀唐玛遗训》拉丁转写本进行缜密的比较,分析文献在版本、题名、内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等因素,对《陀唐玛遗训》的生成年代、传播路径、内容演进和叙事风格进行了探讨,认为《陀唐玛遗训》受到《玛尼遗教》和《柱间史》的影响,其中有些内容是根据《玛尼遗教》和《柱间史》改写而成的。而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伏藏文献的一种特殊生成形式和特点,如此生成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原因是人为构建符合当时主流社会利益诉求和附会一些宗派需求的文本话语体系。

藏经洞出土敦煌古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缀合研究

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物一经出土,便被纷至沓来的各国探险者捆扎、卷载而去,使部分本来完整的文献被人为分割开来,分藏于世界各地。曾经是丝绸之路流传最广五部佛经之一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藏文本也不例外,存在需要恢复文献完整性的问题。文章经检索和梳理后指出,英藏IOL.Tib.J.VOL.31《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中所缺失的一叶经文被错误地排在了IOL.Tib.J.VOL.34;英藏IOL.Tib.J.VOL.31中缺失的另外3张经叶现存于法国,排在法藏P.t.506中。

新视野之旅

2008年5月，我作为挂职学习人员之一，有幸来到北京市的中心城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了为期5个月的挂职锻炼。这是一次拓展视野，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全面提升自己理论素养和实际办案能力，为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责，搞好本职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的收获之旅。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三股势力”问题研究

“三股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由来已久,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从历史与现实的状况看,我国打击“三股势力”必然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股势力”本为三位一体,一开始就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因此,遏制和打击“三股势力”必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但何为“标”,何为“本”,二者关系如何,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只有厘清“标”“本”及其关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才能达到挖根断源、彻底清除“三股势力”的目标。

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制度分析及其完善——基于学理和实践的视角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法律规定的保障各类环境公益主体所享有的公益诉讼权利制度。设定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彰显了检察机关自身法律监督职能的谦抑性,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动多元环境公益主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从法治层面维护不特定社会公共利益。但从目前检察机关职能体系而言,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制度规定尚不完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本文立足于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务,提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检察监督理论和司法实践层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廉政文化建设及其机制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出现，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检察机关必须把廉政文化建设抓实抓好，构建一套符合检察机关工作实际、具有检察机关和本地双重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机制，切实发挥好廉政文化在基层人民检察院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就要构建一套符合自身实际，能体现检察机关自身特色又凸显民族地区特有文化的廉政文化，如何构建，是值得的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

唐蕃和平与文化交流的使者——吐蕃僧团

作为与唐朝同时兴起的吐蕃政权,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特别是强大的唐王朝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交往,对吐蕃的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吐蕃僧团作为吐蕃政权中的新兴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担负起了唐蕃和盟和文化交流的角色,也为引进域外文明和先进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吐蕃僧团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唐蕃长庆会盟,树立了唐蕃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丰碑。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圣地和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大批的吐蕃僧侣;他们远赴敦煌,将中原及世界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翻译成藏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吐蕃本土,使封闭的青藏高原,紧跟世界文明的节拍。他们不愧是唐蕃和平和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曾是青藏高原走向文明的引领者。

吐蕃时期《维摩诘所说经》汉藏译本对比

吐蕃经营丝绸之路期间,藏汉两种文字、不同版本的《维摩诘所说经》在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沿线广泛传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所收《维摩诘所说经》与敦煌古藏文写本相较,无论品次,还是内容均能一一对应,与支谦、鸠摩罗什和玄奘所译三种汉译本内容相较,也基本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