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王权问题

从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政治制度来看,“王权”更宜被视为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按照同王朝国家的接近程度,可以认为地域国家已发展出雏形王权,城邦国家则尚未出现王权。作为王朝国家政治职能的集中体现,王权主要包括军权、神权和经济权力。在考古材料中识别王权,需要建立从身份显赫的个人,到体现公共权力的单个聚落,到多级化的聚落结构,再到聚落之间的隶属、支配关系的完整证据链条。王权概念对掌权者身份的强调,为讨论早期文明起源阶段人们能动性的发挥,尤其是王权合法性的获得和维持、王与其他掌权者之间的博弈提供了思路。

中国史前考古学中的权力概念简析

权力是中国史前考古学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在社会科学中,由韦伯处衍生的权力定义最常为人们接受。中国考古学所使用的权力、尤其是公共权力概念,则主要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主要特质之一,讨论公共权力的存在性是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公共权力又被细分为王权、军权和神权等既有区别,但也有重合的不同形式,与沿用自迈克尔·曼的四种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模式一起,成为当前史前考古学主要的权力分类和研究方法。

文明起源的理论之争——酋邦理论与古国理论对比研究

一、引言上世纪80年代初,经张光直的介绍,塞维斯(Elman R.Service)“酋邦(chiefdom)理论”首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1]。此后,随着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这一理论逐渐为学者们熟知并被广泛运用[2]。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也开始着手构建自身的文明起源理论[3]。其中尤以苏秉琦的“古国理论”[4]最具代表性。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