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的悲剧:《奥赛罗》中越界的幻想与焦虑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深深触及了现代早期社会转型时期涉及身份界限的一些敏感话题,引人思考西方在种族、性别、宗教等方面几百年来的文化困境,但这些重要方面在历来的文学批评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误读。本文探讨《奥赛罗》中身份转换的文化困境,具体分析莎士比亚如何以戏剧形式呈现各类跨越身份界限的行为,剖析越界者和界限维护者的心路历程,即他们的焦虑以及此类焦虑在现代早期的特征、性质和原因,考察剧作家如何把人物放置于复杂社会关系中,进而分析剧本如何引导观众和读者深刻认识身份跨界焦虑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揭示这部界限跨越悲剧的文化心理内涵。莎士比亚通过《奥赛罗》让我们看到,邪恶势力利用操控身份界限给人物带来焦虑,制造了骇人的悲剧。他通过具体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伊阿古形象的艺术处理,象喻地揭示了嫉妒情感的社会关系性以及种族仇视、厌女症等恶毒意识形态遗存的危害。

驯与训——《驯悍记》中近代早期妇女之身份构成

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揭示了近代早期妇女的教育与其主体构成的关系。通过妇女以驯与训的形式接受的教育在她们的身份构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折射出该剧女性角色的受教育问题。教育成为资本主义初期妇女的"职业"以及家庭身份的重要决定因素。该剧通过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妇女地位戏剧化的塑造过程,让我们看到了职业以及道德身份的流变性。即是说,妇女在新的社会分工中"贤妻"和"花瓶"两个角色同时得到了强化和挑战。换个角度讲,那个时代划分妇女职业的传统类别,既在某种范围内得以固化,又在其他方面遭到瓦解。

莎剧舞台艺术的口语化呈现——英若诚《请君入瓮》的翻译目的与策略

戏剧的二重性,即供人阅读和供舞台演出,决定了戏剧翻译要兼顾其文学性和舞台特性。结合费米尔的目的论,从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目的的具体实现情况,可以深入分析英若诚《请君入瓮》的译本。英若诚为舞台演出而翻译莎剧,注重台词翻译的上口性,使用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充分实现了其翻译目的。通过对于译本词汇和句子层面翻译处理的分析,我们发现英若诚的翻译有效地呈现了莎剧台词的艺术魅力,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不仅为当代翻译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补充,而且为戏剧翻译实践树立了可供学习的样板。

莎学书简(4)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7年第7卷第1期、2018年第8卷第1期、2019年第9卷第1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2019年第1辑、2020年第2辑、2021年第3辑先后刊登、出版了大量的“莎学书简”。《莎学书简》面世后在莎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学者热心、积极提供有关信件,并在学术期刊上撰文予以充分肯定。

莎学书简(2)

《莎学书简》的出版在外国文学研究界、莎学学界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创举。《莎学书简》的出版已经在莎学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从已经出版的《莎学书简》来看,莎学学者之间的通信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中国莎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莎学学者在通信中满怀激情地讨论、展望、推动着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每当我们打开这些尘封多年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学者们的每一封信都在探讨中国莎学的发展,从这些已经泛黄、发脆的信函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莎学研究者跳动着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流淌着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莎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一腔热血。

莎学书简

莎学学者之间的通信是中国莎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莎学学者在通信中满怀激情地讨论、展望、推动着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每当我们打开这些尘封多年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学者们的每一封信都在探讨中国莎学的发展。从这些已经泛黄、发脆的信函里,我们感受到莎学研究者跳动着的是一颗颗滚烫的心,流淌着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莎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一腔热血。这些书简是学者们真性情的流露,是学术史的真实记录。

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编辑出版与《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变迁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其作者克里斯托弗·马洛去世11年后才得以出版,而手稿早已遗失,而且在1604年和1616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其后的修订和再版中编者各持已见。因此在该剧的文本编辑和文学研究中一向争议不断。本文以《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和版本研究史为例,讨论文艺复兴作品的版本问题,进而探讨20世纪以来的编辑实践中涉及的文本权威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渗透了西方文本观的变迁,因此《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版本史衍变反映了文学观及文本观的深刻变化。

孟宪强与中国莎学研究——《孟宪强纪念文集》引论

“虽然我不敢有登山运动员登上峰顶的那种确定无疑的成功与自豪，但我毕竟是经历了攀登的种种艰辛、紧张、满足与激动”①。孟宪强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后记”中如是剖白他完成了这部书初稿时的感受。读到这样的告白，我们似乎仍能感到这位执着的莎士比亚学者的心跳。同时，我们还应该能够从他为中国莎士比亚事业所做的贡献中分享到他的成功与自豪。

倾情莎编 卓然一典--悼念著名莎学家贝文顿

2019年8月2日,著名文艺复兴及莎士比亚学者贝文顿(David Bevington)于芝加哥家中安详辞世。贝文顿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早已声名远播,无须盖棺定论,特别是他独自编辑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世界莎学领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在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研究与教学领域半个多世纪的耕耘硕果累累,成为几代学子心目中的丰碑。本文通过回忆笔者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缅怀他为人、为学、为师的风采。

中国莎学百年的见证--拜望莎学世纪老人散记

笔者有幸于2017年暑期前后分别拜望了张泗洋、任明耀两位年近期颐的莎学老人。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共同志趣,让笔者与这些老辈学者缔结了友谊。而这种友爱数十年的绵延,笔者认为,要归功于这些前辈的为学与为人。为学者,他们是促进20世纪中国莎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为人者,上善若水是他们的品性,或许也是他们长寿的秘诀之一。

致敬世界的莎士比亚，悼念最杰出的莎士比亚目录学家

《世界莎士比亚索引》主编、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JimHarner教授是世界最杰出的莎士比亚目录学家，生前出版著作及编著30余部，其中《文学研究指南》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指定书目，多次再版，获得美国出版学会优秀成果奖。他主编的《世界莎士比亚索引》获得英国最著名的图书大奖Besterman奖章，是世界各地莎士比亚学者的最可靠参考资源。本文通过追忆他生前与笔者的交往片断，缅怀他对世界莎学的杰出贡献。

中国莎学百年的见证——拜望莎学世纪老人散记

从张泗洋教授和任明耀教授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贡献出发，回顾了他们各自对中国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难以泯灭的莎学情结。

影响理论与莎士比亚互文性

总结了20世纪初以来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影响理论的某些论述及其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体现，特别关注了后结构主义对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前后互文性的内涵的变化及其在研究莎士比亚的创作及其在后世的改编、改造上运用。莎士比亚本人创作中使用的互文方法可以给其作品的后现代改编提供样板，也同样挑战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概念的稳定性。

致莎翁400：莎士比亚研究总序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编辑了一套大型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学术丛书。该系列丛书既是为第10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这一盛会献礼，也是为了让对莎士比亚研究感兴趣的年青一代更多了解世界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莎学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莎学向更加广阔的空间拓展做好准备。

致莎翁450——“中国莎士比亚论丛”第一系列总序

“中国莎士比亚论丛”第一系列是给莎翁诞辰450周年的隆重献礼。论丛收录了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重要莎学成果。这些成果梳理了中国莎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人理解莎士比亚的独特视角，也论述了一些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对于推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莎士比亚与权力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西方莎学自1970年代开始更多关注莎士比亚的权力意识。权力关系不仅涉及创作主体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而且作为主题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这种关系更存在于后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过程中。20世纪后期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研究流派，如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无不拿莎翁说事，要么用他为新理论新方法开道要么把他的作品当成实验品。

永远的哈姆菜特：人文精神与孟宪强的莎学思想

作为“中国莎学特色”以及“中国莎学走向世界”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孟宪强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得到曹禺先生的赞许以及莎学同行的高度评价。关注的是孟宪强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研究中对莎士比亚人文思想的深刻含义的认识。正如他为自己的代表著作选取的书名“三色堇”，他的莎学研究也是“代表思想的三色堇”。奥菲利亚想念远去的哈姆莱特王子时为他寻来一株这样的三色堇。然而，在哈姆莱特身上实践和思想是脱节的，或者用这位王子自己的话讲，行动的决心“被思想蒙上了灰色的阴影”。抛却了王子忧郁踯躅的性格，孟宪强的思想却是以实践为目的，思想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因此这样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更有意义。这也是他的莎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集中体现在代表他的最高成就的《哈姆莱特》研究中。

莎学书简(2)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在2017年第7卷第1期刊登了《莎学书简》后在莎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学者热心、积极提供有关信件,并在学术期刊上撰文予以充分肯定。本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继续在大量的莎学学者的往来书信中选择部分书信刊载。目的是通过莎学学者的书信往还,为中国莎学研究留下一份真实的学术记录,而《莎学书简》的刊发,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

莎学书简(3)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7年第7卷第1期、2018年第8卷第1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2019年第1辑、2020年第2辑先后刊登、出版了大量的“莎学书简”。《莎学书简》面世后在莎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学者热心、积极提供有关信件,并在学术期刊上撰文予以充分肯定。东华大学杨林贵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李伟民、浙江传媒学院洪忠煌教授等提供了多篇曹禺先生和莎学同仁的有关莎学的信件,这些“莎学书简”为深入研究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文献。

海内莎学知音 天涯君子传书——写在《云中锦笺:中国莎学书信》出版之际

为了解西方国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请人译述了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的《地理大全》(Encyclopedia ofGeography),并编辑成《四洲志》,纳入《海国图志》出版。由于书中介绍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四位文学家,莎士比亚就此传入中国,并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此后,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已经成为外国文学、戏剧的经典代表,为中国人所熟知,并被不断地进行翻译、演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