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功能锻炼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TKA)是膝关节炎终末期或严重期缓解疼痛和矫正畸形的最佳治疗方案。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全球各国每年对髋、膝关节置换术的总体需求量在不断攀升,这对世界各国的医疗系统都是巨大挑战^([1])。而加速康复外科理念^([2])的提出和推广,为TKA后康复提供了革命性突破,早期功能锻炼是其理念倡导下改善TKA后功能结局最重要的干预措施。本文对TKA患者围术期以及出院后的早期功能锻炼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康复及专科护理人员指导TKA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和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视网膜中小胶质细胞对光感受器细胞的作用

小胶质细胞作为视网膜的固有免疫细胞,能够主动监测周围微环境的变化。光感受器细胞作为视网膜的一级神经元,能够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在视网膜的多种生理、病理环境中,小胶质细胞对光感受器细胞的功能或存活具有重要影响。在视网膜发育过程中,小胶质细胞吞噬细胞碎片、促进神经发生及突触塑形。在健康视网膜环境中,小胶质细胞能够维持内环境稳定、维持神经元突触结构和功能、分泌营养因子。关于视网膜疾病的研究,既往多关注小胶质细胞的损害作用。随着研究进展发现,在视网膜急性损伤和应激(视网膜脱离、朊病毒损伤、光损伤)中,小胶质细胞对光感受器细胞的保护作用大于损害作用。在视网膜慢性炎性疾病,如视网膜色素变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免疫微环境失衡,小胶质细胞被过度激活,释放大量炎性因子,吞噬非凋亡光感受器细胞,其损害作用大于保护作用。如何发挥小胶质细胞的保护作用而抑制其损害作用,对视网膜疾病,尤其是慢性炎性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不同视网膜条件下小胶质细胞对光感受器细胞的作用进行综述。

微生物-肠-脑轴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是早产儿脑损伤的一种独特形式, 是引起脑瘫及各种神经行为障碍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常见原因。目前认为围生期感染、炎症和缺氧缺血与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有关。肠道微生物群释放出的信号如微生物代谢产物可以调节以小胶质细胞激活为特征的炎症和免疫反应, 最终影响前体少突胶质细胞分化而导致早产儿脑白质损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肠道微生物群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该文综述了"微生物-肠-脑轴"在早产儿脑白质损伤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为进一步防治早产儿脑白质损伤提供借鉴。

21世纪公共行政的混合领域

混合性:'一个生命或一个事物的混合属性。'当事物起源于不同类型的交叉或混合,或者当其不同的构成元素并非源自单一逻辑或单一种类时,该事物就具有混合属性。[1]很明显,要在国际层面上描述当代公共行政之运行状况,形容词'混合的'(hybrid)是我们的当然选择。

员工背景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管理意涵

本研究运用三因素模型(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探讨了员工背景(性别、教育程度和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选定的人口和态度数据来自代表10个公共组织的313名员工样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对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有显著影响,但对程序公平影响不显著;教育程度对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有显著影响,但对互动公平影响不显著;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对公平的所有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还对这些研究结果的管理启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更好地洞察人口因素(性别、教育程度和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对组织公平感三个维度的影响,可以向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管理者表明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并帮助其制定有助于提高公平感的战略和政策。本研究对于那些从内战、解放战争或其他类似冲突中解脱出来的国家(例如,南苏丹、利比亚、阿富汗)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如何把从前的战斗人员整合为公务员及之后如何管理。关键是要在公务员系统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前提条件是基于正确的人安排在正确的位置的原则来安置他们,并像对待他们的同行——以前不是军队人员的公务员——一样平等对待他们。他们需要的是(在开始时)给予他们一些(特殊)训练来加快他们的社会化并思考与主流做事方式的融合。

欧洲化是在聚合还是在分化?法国与意大利高等教育治理改革分析

本文比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改革路径。作者通过一套实证指标,聚焦这两个国家聚合与分化的发展过程,它们在高等教育欧洲化中起着先锋作用。之前的改革旨在打击学术权力滥用,尽管法国一直在走向市场化模式,但是意大利最初强调的是学术自治。为了解释这些政策路径,笔者采取了双重论证的方式,将制度同构与历史制度变迁相结合。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文考察了法国和意大利高等教育管理和行政的结构变化,聚焦国家、大学领导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新角色,阐释这两个系统是否在朝向市场化模式聚合。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和怎样引入各种新的、竞争性的指导机制。本研究应该能够引起学者和实践者的兴趣,因为它关注的是质量保证、大学行政、研究治理等方面新的权力安排。

为绩效分权?德国州政府职能改革的定量评估

过去10年,大部分德国州政府都进行了行政改革。所有改革都包括对大量任务进行市政化。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认为社区提供的服务更合算、更有效、更及时。支持这种观点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相当多的案例研究质疑无条件的积极评估。根据所考量的绩效维度和绩效任务,分权的效果似乎有所不同。由于没有更加'客观'的档案数据的支持,结论能否推广也是个问题。我们基于两个研究,为两个不同政策领域的分权效果提供实证证据。因此,本文用更加稳健的结果验证了分权效果的理论设想,为分权效果的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路。分析表明,对分权效果的积极肯定只能得到部分验证。正如以前案例研究建议的,必须以更加分化的方式来看待分权效果,包括起始条件以及区分各种相关的绩效维度与政策领域。

专业角色认同和公共服务动机对两难决策的联合效应

在公共部门工作就意味着需要在两难情景下做出决策。一致的决策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那么,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基于什么做出决策?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在复杂情境中,公共服务动机和专业角色认同是否有利于预测公共服务专业人员的决策行为?本研究利用调查数据,探讨这两个概念对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局兽医检验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兽医检验员的专业角色认同会影响决策,但是公共服务动机对两难决策没有直接效应,也没有调节效应。

任务重要吗?任务对半自主机构的建立、自主和控制的效应

人们通常认为,机构的任务对机构的设计、自主、治理和控制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迄今有关这方面预测的证据却是有限的。此外,在'任务变量'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在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机构往往承担多项任务,由于任务是一个称名变量,在使用统计技术时就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任务重要吗?如何测量任务是否重要呢?利用对荷兰机构的调查数据(N=206),采用不同方法对若干预期进行了检验。总的来说,有些任务对机构的自主性和控制性有一些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而且在多变量因素分析中并未得到支持。在解释机构的自主性和控制性时,正式自主性和预算规模比任务更具有决定性。在检验任务效应上,虚变量分析比非参数检验更为适用。在未来的分析中,研究人员应采用多种任务分析法,而不只是简单地采用二分法,这不仅是因为机构承担多项任务,而且还因为特定的任务会产生特定的效应。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机构具有多种不同组合的任务。在设计机构应拥有多大自主性和控制性时,应考虑到这一因素。任务和自主性或控制性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机构的类型和预算规模对其自主性和控制性的影响最为关键。

“出手阔绰和囊中羞涩?”西班牙市级政府在执行儿童托管政策中的角色变化

2008年之前,西班牙经济增长持续了十多年,在此背景下,市级政府在很多领域强力制定政策,积极扩张职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市级政府难以再提供这些服务,2013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再集权政策,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认为地方政府的支出模式不可持续。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市级政府在儿童托管政策中的扩张参与现象以及这些活动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我们观察到,地方政府通过立法使其行为合法化的领域,在最初的正式分权安排中并未涉及,但其却被市民视为福利而受到高度评价,这是在重新分配任务时无意之间产生的积极效果。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从立法层面解决其自主权的结构性缺失问题,时至今日,只有经济形势满意时,它们才能满足市民的期望。

劳动力市场管理中问责的变化——由集中式问责到共担式问责?

本文探究三个欧洲国家(丹麦、德国和挪威)近期就业服务管理的变化对问责关系的影响。研究问责的文献日渐增多,其整体假设是,问责机制中参与者的数量在上升,问责关系正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而且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相互矛盾的问责关系,最终导致'多重问责紊乱'。本文通过对这三个国家新的治理机制中不同参与者及所需信息的分析,力图探究这些假设。文章的结论是:组织结构上的诸多变化以及所需管理信息的增加,导致了更多的共担式问责出现。尽管如此,本文并未观察到政治问责或行政问责有明显的减少趋势。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很多领域的公共组织都面临并且运用日益复杂的问责措施来监督和提高其绩效。但是许多公民仍然认为这些问责措施的问责性不够强。问责性方面的这些问题通常都是通过引入和建立新的、更多的问责组织体系来解决,这些体系包含更多的参与者和信息规范,并且涵盖了这样一个设想:这些体系将会有更好的产出和结果。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担心,这些新的、分散的和碎片化的问责结构将削弱已经建立的政治问责及其合法性。本文通过比较三个国家中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责任的变化,来探究这些进展。本文发现共担式问责的情况日益增多,但并没有凶此而削弱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

公共伦理的价值观界定: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今天,政治人物的合法性和公众对公共决策和管理的信心越来越依赖于对其伦理规范的评价方式(Kolthoff et al.,2013)。当代社会的"道德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Boisvert,2008)使公共伦理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需要从它对各种各样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作出妥协的角度来探讨。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妥协似乎将公共伦理的价值观仅限于围绕行为准则或管理程序而确立的善治原则上(Rochet,2011)。我们研究的问题始于就这些价值观的多样性提出疑问;研究目标是通过补充新公共价值观的概念框架(Moore,1995;Nabatchi,2011)对公共伦理的价值观进行分类,特别是界定文献中尚未阐明的交往伦理的价值观。

跨境合作的“游戏规则”:芬兰—俄罗斯犯罪预防中的立法和行政差异

本文阐释了在立法和行政方面差异悬殊的两个国家,在双边跨境合作中的动态变化,所用的分析材料是芬兰一俄罗斯犯罪预防双边合作案例研究的经验结果。当前,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立法差异,还是快速变化的行政环境,都使这一合作面临挑战。该案例研究显示,作为欧盟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主要合作形式的双边合作,目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连贯的甚至相互竞争的多边和双边结构、犯罪法律和程序的差异、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的差距、地域和地方实践的不一致、体制信任的脆弱和政策变化的无常。研究结果表明,跨境合作网络的有效性不能严格根据量化结果进行评估。更深入的长期合作不仅需要了解立法和行政的现实制约之处,而且需要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高度政治认同。

学会大事记——组织和会员

距上次大事记已有两年多了,这期间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开展了很多项目和活动,将其一一列出将十分冗长。因此,我们仅挑选最重要的活动——有时有些主观——作为大事记的内容。本期大事记首先向大家报告2015年和2016年的主要项目,这些项目使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及其所属组织充满活力。

哪些因素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

国际组织和以往的研究都很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将债务问题看作解决当前财政危机的关键因素。虽然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变量与信贷风险外溢直接相关,但对它们的研究还不充分。本文的目的是识别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因素,为城市财政管理者提供有用信息。本文利用随机效应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通过分析4年的数据,对西班牙148个地方政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低、被抚养人口少、人均收入水平下降、革新的政府都是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因素。研究进一步指出,一般财政结构变量、债务组成和到期变量确实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

问责欧盟委员会:授权法案的承诺

本文聚焦于欧盟可能采纳的一种新型规则:委任立法。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新的工具,但它源于由来已久的一场争论,即欧洲议会通过什么方式让欧盟委员会在采纳执行规则时为其行为负责。本文通过访谈和书面证据的收集,旨在检视新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其更大责任的诺言。尽管新体制仍处在起步阶段,本研究认为:正式的规则、内部规范和实践已经表现出更强的立法控制。然而,当授权法案的数量增加时,欧洲议会内部的容纳能力问题以及公共透明度的缺乏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害的。

意大利的移民融入政策制定: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大区政策

本文通过考察意大利近期移民形势来参与“地方治理转向”的讨论。我们分析了意大利伦巴第、皮埃蒙特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的移民融入政策和治理过程,目的是更好地阐释决定移民融入政策的多层治理关系,涉及多层治理纵向与横向维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分析呈现了不同的多层治理安排,突出了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在解释大区差异上的重要性。社会政策领域中的通行做法以及已经固化的公共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区政府的内部构成(专业化职员对通用化官员)以及意识形态,看似都起作用。本文还讨论了这一分析对多层治理的学术意义,表明我们需要中规中矩的理论方法。

韩国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

本文分析了韩国近期行政改革的政治动态。我们认为,韩国政府持续进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它们基本上没有实现其最终目标,即明显弱化政策制定中行政精英的强势传统。改革之后,韩国的官僚制没有弱化;相反,中央政府部门扩张了其权力和自主性。那些负责设计和实施改革措施的正是被作为改革'对象'的行政官员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难以改革其自身,因此导致了大量破坏、耽搁、阻碍和扭曲改革的事情发生。本文的结论是:关注当地改革背景最为关键,各种改革措施要在这一背景下引入、解释、接受、合法化和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

纪念克里斯托弗·波利特

我们悲痛地得知一位挚友和同事,克里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t)教授离世的消息。克里斯托弗曾担任《国际行政科学评论》的主编,是公共行政学界具有全球知名度、著述颇丰的学者。作为他那个时代杰出的学者,他的研究分析精准、具有启发性,广为公共行政学界论文及著作所引用。他在国际比较、公共部门改革评析、公共服务政策、项目和计划的评估等方面为学科作出了卓越贡献。

美国福利改革前线发生了什么?对一线执行人员经验的探讨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探讨美国福利改革前线的执行情况。人们深深忧虑于"穷忙族"和为了经济独立而草率实行的各种计划,这源自工作优先的立法主旨和技能错配,没有考虑到工作的质量。福利名册的削减导致一线人员对受助者采取了慷慨做法。虽然一线执行人员具有自由裁量权,并实行了更多的本地做法,但是这并未有效回应受助者的真实生活需要。本文认为,在强调工作优先之前,福利救济工作的质量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一线的实施必须转向,不仅要提升雇主进行技能建设的意愿,而且要激励受助者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