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在地传播:县制传统、县域认同与县媒定位

“县”这一建制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认同不同的县域空间,即意味着认同不同的县域文化。不同的县域文化,塑造着不同的县域群体。社区传播力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核心竞争力。移动互联网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传播力建设在场景建构和关系建构上主动作为,才能拥有县域舆论话语权,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媒介化交往的空间生产与文化实践——有关微信朋友圈“位置”分享的探讨

微信朋友圈用户在发布动态时主动添加的“位置”,既有依托真实地理空间形成的电子标记,也有用户自行创建的虚拟文化地点。添加“位置”是人们在网络空间构建共享-差异空间、真实-虚拟空间、社会-精神空间的媒介化实践。“位置”建构了自我认同与自我呈现的情境,附着于“位置”的社会交往亦区隔了他者介入与他者认同。基于“位置”连接而形成的时空感知,以及对现实社交图景的映射,形塑了人们的自我身份、日常生活和群体认同。

微传播文本风格探析

微传播是一种以“微”为核心、以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裂变式多级传播模式。它深入影响每个“触网”用户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用户通过手机等微介质,传播几句话、几个表情符号、单张图片、一段短视频等碎片化微内容,可以实现个体自我表达、交往需求和社会认知。本文拟以微博和微信两个平台为例作进一步探究,了解微传播文本风格及不同微传播平台之间的文本风格差异。随着直播、虚拟现实、网络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微传播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微传播文本在现有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管理,使其更符合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的要求,营造健康、和谐的微传播环境。

流媒体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体已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节点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主流媒体应从治理议题、治理设施、治理实践三个层面介入,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嵌入中国之治的制度内在、文明逻辑与人民立场,以媒介化、数字化、平台化的治理设施打造“媒体+治理”新形态,在舆论响应、社会动员和基层治理中强化其治理行动者角色,继而增强主流媒体的政治治理主体性与政治过程介入性。

红色文化的全媒体传播——以遵义为例

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全媒体传播可以使红色文化资源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作为五大革命圣地之一的遵义,它有着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本文拟从遵义红色文化传播现状入手,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探究遵义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为遵义红色文化传播改进的具体实践路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