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高考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高中生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高中生的新高考政策认知程度对于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落实及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建立了高中生学业情绪、自我效能感和新高考政策认知的理论模型,以揭示相关因素对新高考政策认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积极学业情绪正向影响新高考政策认知,消极学业情绪负向影响新高考政策认知;(2)积极学业情绪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消极学业情绪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3)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情绪与新高考政策认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1)重视从家长和教师两方面对学业情绪进行干预与引导;(2)以政策认知过程为导向,从价值和结果两方面提高政策认知度;(3)积极推进新高考改革政策落实,强化政策实施与普及。

日本“高大衔接”改革的动因、举措与影响——兼论其对我国新高考改革的启示

日本围绕高中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和大学教育三大领域进行了一体化的“高大衔接”改革。该改革致力于贯彻“扎实学力”的一贯性理念、注重“学力三要素”的育成与评价、实现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体现出推动高中回归育人本质、发挥高考制度衔接功能并倡导大学教育转向“出口管理”等特点。进一步探究现行日本“高大衔接”改革的成效与问题,对我国深化新高考改革、优化“高大衔接”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县域高中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学业成绩的关系:基于父母教育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探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及父母教育参与、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方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的相关数据,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县域高中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分析父母教育参与以及自我教育期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①县域高中生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参与、自我教育期望、学业成绩之间呈现两两正相关(r=0.14~0.68,P<0.01);②父母教育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47、0.013;③父母教育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业成绩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18。结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县域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具有预测效应,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效应,也包括父母教育参与和自我教育期望的间接效应。

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硕士新生专业适应性的场域建构研究

硕士新生的专业适应性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分析现实要求下的焦虑情绪、同伴内卷中的消极状态、学习方式转变中的迷茫及学术创新要求下的压力等困境,具体成因包括未适应教育场域的调控原则、未把握好教育场域学习节奏、自主性学习惯习的欠缺以及未积累充足的文化资本。基于此,硕士新生应提前了解教育场域原则,做好专业学习准备;应把握教育场域学习节奏,学会自我情绪管理;应重塑专业学习惯习,加强自主学习意识;应提高文化资本积累,提升自我调节能力。

新高考政策对我国高中教育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自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于2014年启动以来,21个省市先后分四批次出台了实施方案。本文全面梳理国内有关新高考改革的文献资料,从选考科目、评价依据、录取机制三个维度,探讨新高考政策对高中教育的影响,高中教育的变革实践和反思,并提出进一步完善高考综合改革的思路。

我国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新高考改革试点省市招生录取文件的文本分析

2014年开始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探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此次改革致力于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考试科目由分科走向综合,录取批次由分批录取走向分段录取,录取规则由单一走向多元,更加注重公平公正。新高考改革具有渐进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逐渐形成以人为本、求同存异、注重个性、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下对于教育资源公平的追求,成为不断推动新高考改革的动力机制。新高考改革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政策的制定应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不断进行改善和调整。因此,今后的新高考改革将更加体现政府治理水平、更加兼顾“弱势群体”、更加突出“五育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