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社区多元治理发展阶段评价体系研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有序推进社区多元治理,不仅符合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理念和客观趋势,也体现了我国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内涵,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属性和客观要求。文章着力研究如何科学有序推动中国特色社区多元治理发展并构建相应评价体系。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有关社区治理评价体系的研究动态并针对问题进行述评,然后基于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了社区多元治理发展阶段评价体系,并采用模糊AHP方法建立了社区多元治理发展阶段分析模型,再通过深圳市宝安区社区治理实际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序推动我国社区多元治理发展的解决方案。

医康养结合与新时代健康城市建设——基于对深圳市宝安区的调查分析

面对常见疾病对医康养的需求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深圳市宝安区现有的卫生服务模式尚不能满足居民的健康需求,面临着康复床位、场地、设备紧缺不足等问题。因此,宝安区的客观情况对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更进一步强调了新时代宝安区推进医康养结合的必要性。

乡村环境的协同治理:生态政治学与社会的生产

当前乡村环境问题形成的重要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与社会组织力量的缺位。考察近年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抗议可以发现,其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权力的高度渗透下,以体制错位、资本强势、社会缺失等形式出现的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在生态政治学的视角下,构建乡村环境治理的平衡体制,需要以社会力量的培育为出发点,依托政府权力重构,加强对于政府的谋利倾向和市场的逐利取向的规制。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限制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而依托于政经一体化体制的重构并推动"能动社会"的增长成为可行路径。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可以分别从府际协同、国家-社会协同以及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等不同的路径着手进行考虑,最终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针对生态议题的新格局。结构重构的最终目的是搭建国家、市场和社会对生态议题的协同治理机制。

城镇化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深圳宝安区的经验

社区治理是城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城镇化启动最早的区域之一,经过多年的推进,目前城镇化率达到100%。那么,城镇化后社区的发展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本文立足深圳市宝安区社区治理的经验,试图对此予以回答,并提出相关建议。一、深圳宝安区城镇化的做法宝安区是深圳市下属行政区,总面积392.14平方公里,辖6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268万,户籍人口34.4万。从2004年起,深圳撤镇改街道措施全面推进：

美国社区管理模式对深圳的启示

美国社区管理模式是典型的自治型,即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市场作用等,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式自治管理。美国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对新时期下进一步完善深圳社区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文章结合我国国情和社区管理实际工作需要,从社区管理体制、主体、功能和服务等四个方面对完善社区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多元治理模式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区多元治理是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组成,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将之确定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七大战略施策之一。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的微型缩影,更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桥梁和纽带。通过社区治理推进社会'善治'已是当今世界的共识。社区多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治理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它涉及到党政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既是一个培育现代社区治理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社区治理格局在政府指导下日臻完善与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