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思想的折射——浅论《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形象

莫言在创作中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最典型的要数《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形象。“黑孩”的行为动作一一印证了弗氏《精神分析引论》中的观点。

论《罗生门》中的审丑意象

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审丑作为审美活动的一部分,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审美意义中的丑虽然是美的对立面,但是仍具有意义。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主要是在日本大正五年后,当时的乱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所以在那个社会中,善恶都被无限放大。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丑的体现。本文从《罗生门》中审丑的对象、审丑的艺术手法和审丑的意义三个方面,探寻《罗生门》在丑这一独特审美范畴的艺术性。

张爱玲与杜拉斯创作中悲剧意识产生原因探析

张爱玲与杜拉斯是来自中法两个不同国度的女作家,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是个人生命体验及所处环境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两人的创作便呈现出相似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从个体生命体验和社会环境影响两个方面,探讨两位女作家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得出作家的个人创作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结论。

论《父辈书》的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

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是匈牙利作家瓦莫什·米克罗什的小说《父辈书》中的重要元素,小说讲述了一个匈牙利家族的兴衰浮沉史,家传传记则是家族成员们记忆书写的文本和家族记忆的集合体。通过对记忆书写和身份认同的分析,可以发掘出《父辈书》的创作支点和意图,而不同代际记忆书写的不同动因与内容,既反映了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内涵的变迁,也是匈牙利整合民族异质性和国家统一性尝试的体现。

静默到重生:后殖民视域下《耻》中的女性形象

库切代表作《耻》中通过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展示了后种族时代南非社会的一个崭新维度。生活在南非大地的第三世界女性在遭受男权中心及殖民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奋力反抗,重新定义自我,由曾经的静默走向重生的历史新局面。

“世界主义”裂缝下的回归——施蛰存、川端康成创作的类同性研究

施蛰存与川端康成同属于中日两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在创作中他们一方面顺应着世界主义的大环境为作品倾注现代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保持着根植于本国文化土壤的初心,在外来文化的冲撞下极力挖掘本民族传统情趣,既做到了继承,又做到了创新,从而在作品展现出相通的光辉。

从译介学角度看几种意象的文学翻译

文化意象的产生、传承、累积等与本民族的日常生活、文化、历史等存在密切的关联,并且文化意象在发展中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逐渐变淡,甚至出现变形、扭曲情况,发生各种变化。本文从译介学角度分析,探索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向,明确其存在的各种变化,以供参考。

论莫里兹·日格蒙德的饥饿书写——以早期短篇小说为中心的检视

“饥饿”是莫里兹·日格蒙德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在其笔下“饥饿”呈现出三重表征:肉体饥饿、饥饿感和永恒饥饿,这三重表征的指向均不是饥饿本身,呈现出的是被剥夺了经济权利的赤裸生命明知难逃死亡的悲剧命运和仍然选择向死而生并勇敢反抗的生命哲学。莫里兹的饥饿书写是对饥饿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现实的深切观照。

跨越时空的相同叙事——《红楼梦》与《百年孤独》叙事手法比较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是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名著,但两部作品却有着很多相似的因素。尤其是两部作品的叙事艺术,更是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如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方面,处于不同时空中的曹雪芹和马尔克斯采用了相似的艺术处理方法。文章从叙事手法的比较入手,阐述两部作品相似的叙事艺术,展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

早期西方“人的理想像”

在西方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时期对人的品格的关注角度和重视程度不同,每个时代所呈现出的"人的理想像"存在着一个逐渐衍变的过程。让我们再次返回不同时代考察"人"的理想像,在独特而完美的人格中定格"人"的永恒。

青春 成长 人生——杜拉斯《情人》中的意象分析

《情人》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七十岁发表的回忆式小说。在这部通俗的且具有异国情调的作品里,她以惊人的坦率回忆了自己十六岁时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情人的相识、相恋、分离的故事,把那些零散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渐渐明晰的画面,让读者随她走进了那段疯狂美好却又痛苦的青春岁月,作者运用了许多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文章主要着眼于三处来探究杜拉斯《情人》深处的世界。

变

何谓"变"?性质、状态或情形和以前不同,谓之"变"。推陈出新是"变";革命是"变";改革是"变";机构的调整是"变";技术革新是"变";推行ISO9000是"变";推出新品牌是"变";……企业"四新"精神的精髓不也是一个"变"字吗?变旧为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素质提高、产品改造,其目的就是一个:"求进步、求发展"。天地万物,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分分、秒秒都在"变",因为"变",天兢万物;因为"变",大浪淘沙;因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