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研究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虽然形式各异,但共持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框架,即都承认它是辩证的决定论,只是不同的学者对这"辩证性质"的具体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继续在这一正确的框架之内进行。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继续将问题大而化之,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具体层面和微观机制的探究上。

论现代公共意识及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是多元主体共生、共存、共享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呼唤现代公共意识。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的现代公共意识并不尽如人意,并且给社会造成了不和谐的音符。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提升社会的现代公共意识。基于此,本文考察了现代公共意识的定义、内容和特征,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提升现代公共意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利于个人自身的和谐;有利于人际之间的和谐;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多元社会中的政治共识

社会多元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来规导整个社会,使人们和平共处,使社会和谐发展,对于这样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在现实的多元社会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种政治共识,提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共识的基本理念,探讨了建构这种合理政治共识的有效路径。

女性公共领域如何可能?——论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弗雷泽多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深入考察,其中暗含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女性公共领域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弗雷泽提出了她自己的"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跨国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且将女性公共领域作为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种类型纳入"再分配—承认—代表权"的三位一体的正义理论中,试图为女性解放找寻一条可靠的路径。同时,弗雷泽的批判也为自己留下了诸多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

晚期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针对民主与正义能否协同增效等问题,以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雷泽为代表的晚期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索。哈贝马斯提出了后形而上学正义观,凸显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程序民主在正义规范的选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霍耐特在分析黑格尔正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基于民主伦理要求的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弗雷泽对参与平等的强调深化了哈贝马斯所凸显出来的正义的民主合法性问题,同时引入了霍耐特的承认机制,在后社会主义的视域中充分揭示了民主与正义的循环关系。这三种关于民主与正义间关系理论的出发点都是预设的理想价值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民主与正义间的循环问题。

论哈贝马斯“话语”概念的反映性质

"话语"是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概念之一,具有强烈的反映性质,这种性质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首先,话语的内容是对哈贝马斯所划分的三个世界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反映。其次,话语要获得成功,要求话语主体具备基本的反映能力,即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基本的言语理解能力和能动地创造生活意义的能力。最后,反映的结果有两种可能,如果话语反映了三个世界,那么话语双方就达成共识,并以此来规范双方的行动;如果话语没有完全反映那三个世界,话语就失败。这种话语概念虽然并没有摆脱传统反映论的理论范式,但是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

从苏格拉底明知对自己的审判不正义仍然拒绝越狱而甘愿接受死刑,到梭罗明确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思想并以抗税的形式亲身践行,再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争取黑人自由的示威游行,西方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罗尔斯将这样一种争取民主的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他的正义论体系,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使得这一问题再次成为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关注的热点。但是,罗尔斯的这一论述也有其缺陷。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在公民不服从问题上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略论多元社会需要的宽容

当今世界已成为价值多元的社会,而多元社会需要宽容。但价值多元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价值一元论基础上的宽恕,而是建立在平等交往基础上的对差异性的宽容。真正的宽容是建立在多元价值间的差异基础上的,没有价值间的差异就没必要宽容。在多元社会中,宽容是宽容者对差异的承认,不强求不压制,与异己价值平等交往,与差异共在。同时,宽容也是对共同世界中一种共性的维护。但是宽容具有一定限度,宽容要与异己价值保持一定距离。

论中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民族化、时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具有共同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吸收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共同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同时由于视角、方法和路径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对同一历史进程中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具有理论的必要性、现实的可能性和路径的有效性。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比较研究需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语境和现实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范式,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为根本目标,凸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的中国化

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是从中国语境来看也暴露出不可忽视的问题。立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放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世界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阐明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澄清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迫切任务。这样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尔斯“原初状态理念”的当代意义

原初状态理念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它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也凸显出罗尔斯的这种理念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原初状态理念不仅在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研究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且对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于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宏旨下,法兰克福学派从多种视角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将其理论阐明为一种"批判理论";阿多诺提出了以连续否定为核心的否定辨证法;马尔库塞先后将海德格尔、黑格尔、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弗洛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人学,将其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性格"等新范畴,并力图以此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哈贝马斯在批判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其交往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以主体间的互动为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理论。

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论哈贝马斯和福柯的共同理论旨趣

哈贝马斯与福柯在理论上有诸多分歧,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却鲜有人涉及。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在于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各种专制问题,表达民主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民主生活的可能路径——对话批判。其中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认可民主的价值,而在于他们表达的民主的共同涵义,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彰显与守护。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重振公共领域"可以被看做当前话语批判的比较理想的场所,从而为实现民主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条件。

论作为选择机制的原初状态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方面。它是罗尔斯设置的一种选择机制,由选择环境和选择对象构成。选择环境包括中等匮乏的客观环境和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的主观环境。其选择对象就是正义的两个原则。原初状态的设置是一种显隐互往的论证方式,一方面以显的方式强调无知之幕和相互冷淡的契约各方,另一方面以隐的方式表达自由平等的理性个人的价值追求。

青年海德格尔向“实际生活”领域的迈进

文探讨了青年海德格尔(—1919年)是如何走向“实际生活”这一领域的。文章指出,作为学生的海德格尔就抱有追求“生活真理”的动机;他通过对实在问题的批判性探讨,为确证实际生活提供了基础;通过对时间概念的讨论,为实际生活准备了历史维度;通过对逻辑上有效的意义的追根溯源,走到了实际生活的门槛:“活生生的精神”;1919年海德格尔终于走到了“实际生活”。

论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范式的批判

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范式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功能在于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以确保资本主义社会更好地运行。他从传统理论范式的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及终极旨趣三个方面对该范式进行剖析,揭示了其形成的根据及危害,指出应当通过建构一种新的、辩证的、历史的批判理论范式,形成社会批判理论,实现哲学上的变革,重新恢复哲学的批判功能,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以探索实现个体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范式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是一种社会批判,彰显了其人文关怀。他确立的批判理论范式,始终规约着法兰克福学派后继者的理论发展。

后期海德格尔的“命运”思想初探

随着20世纪30年代思想的转折,海德格尔对“命运”、“天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获得的规定则显现并发展在他关于艺术、科技、语言及人的论述中:他的艺术之思表明艺术乃是天命得以展示之所;他的科技之思表明科技乃解蔽的天命;他的语言之思表明语言能为人带来天命的消息;他对人的思考表明人乃是澄明的天命。

Ereignis与道

Ereignis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主导词,但人们对它的翻译和理解却聚讼纷纭。鉴这种情况,有必要对这一译名进行研讨,加深理解。然后,根据由此获得的思路对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进行解说。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中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中西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清楚辨识各自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而促进它们的对话与融合。一方面,国内外已经从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观等多角度展开了专题比较研究,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新兴领域;另一方面,这些比较研究从内容上看还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对比较研究的必要性阐述得不够充分,对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揭示得不够全面,对比较的立足点和归宿呈现得不够明确。因此,学界还需要从各方面加强对中西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