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

训诂学是我国古代学者从认知方面研究汉语语义的传统学科,词汇词义是其核心。词汇学是近百年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新学科,其研究中心也是词汇词义。但是,这两个学科产生的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研究汉语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对词汇词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研究的都是词汇词义,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同性。差别和内同都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当中就包含了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原创性。其重点在于汉语语言单位、汉"字"的性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以及词汇系统等问题。

论词义与词的区别

词义和词是语言中两个不同层面的元素。词是语言音义的结合体，词义是这个结合体中的意义部分。词的本质是语音的物理性和语义的社会性，词义的本质只有语义的社会性。因此，词和词义不同：一，数量不同。古今汉语词汇约有４０万条，而古今词义的有２０００万个。二，结构不同。词的结构只有独立。联合、定中、述补、述宾、主谓、重叠等几种类型，千千万万的词可以共用一个结构形成。词义一个意义就有一种结构形式，语言中有多少个词义就有多少个结构形式。词义的结构十分复杂。三，构成成分不同。词的构成成分只有词素一种成分，而词义的构成成分有义库、义位、义素三级单位，三级单位又各有自己的构成成分，各级单位的构成成分也十分复杂。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彖传》韵考

本文据《彖传》解释古经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卦义的特点,认定《彖传》为六十四章,逐章考证了 其押韵韵部,共得出二百五十三个韵脚字,即二百五十三个韵句,又据换韵与语义特征,考证了《彖传》的 语义段。二百五十三个韵脚字分布于古韵十八部中,这为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提供了基础。

汉语词汇理论、词典分词与“词”的认知

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语音、语法、词汇、文字等几个主要方面中,"词"的问题最困难,主要是划分"词"的标准问题。词的确定标准,在现有词汇理论方面存在异质因素,每一种标准都很难贯彻到底,表现在词典分词上则更为混乱。其实,"词"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命名的心理现象,划分"词"的标准要循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命名的心理去寻找。造词之初本义理据的整合性为汉语划分"词"提供了正确的标准。

从字的训释看两部词典吸收训诂学成果方面的问题

研究、编制辞书，古代训治学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丰富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科学的成功经验。简单地概括，可以叫做“两大资料”（训沽专著和训释资料）和“两大经验”（说文系著作的经验和雅学系著作的经验）。我们现代编写字书辞书，尤其是历史性字书辞书，应当汲取这份文化遗产。因此，《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把“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继承前人的成果”，“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等，写在自己的“前言”中，作为最高目标。现在，拿了这种标准来检查这两部辞书，基本达到了它预期的目标。但是，从严要求，仍不无遗憾，还有一些好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我们以这两部工具书对“放”字的解释为例，谈几点看法。

竹书《易》、帛书《易》与传世本《易》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问题

《周易》研究,在历史上分象数、义理两大学派,因而形成《周易》研究的象数易和义理易两大领域,但由于不重视语言文字,造成了“狐不守丘,叶不归根”的局面。《周易》的现代研究,应当接收历史的教训,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包括象数、义理、语言文字三大内容。针对《周易》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帛书《易》、竹书《易》语言研究的现状,目前亟需解决与语言文字有关的版本问题,《周易》语言文字的性质特点、时代性问题,《周易》语言的口语性、社会性问题,古音通假问题等,以纠正《周易》语言文字研究中一些错误倾向。

诠释学视域下的“得意忘言”论

王弼"得意忘言"论蕴含丰富的诠释学思想。关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体现出读者主导观。王弼摆脱汉易庞杂的象数语境,援入玄学语境,借语境间的转换和融合,阐发新义理。王弼探索出一条发散型诠释模式,建立起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

周人文化英雄的诞生与农耕文化的成熟

无论是远古的伏羲氏、神农氏,还是周始祖后稷,他们身上都具有文化英雄的特质,即文化英雄是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他集才华、远见、厚德于一身,以时代先驱者的身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中国广博的土地与悠久的农耕文化正是这些文化英雄的生发点,周人始祖后稷的传说便是由远古土地膜拜意识衍生出的谷神信仰的历史化,谷神便是周人文化英雄后稷的原型。所以,在人与土地的对话中,人与土地的关系逐渐战胜人与神的关系,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文化英雄诞生、农耕文化也随之成熟。

《訄书详注》笔谈

20世纪初问世的《訄书》,是我国古典文明的一份出色的总结,是昭告现代文明的一声春雷,是与满清帝制决裂、谋求中华复兴的一篇革命宣言。捭阖千古,融贯东西,博大精深,磅礴高远,天才、睿智、激情和赤诚,成就了这部章黄学派经典的辉煌,凝铸了一代文化钜子章太炎的不朽。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处于天崩地裂的剧变时代,领袖潮流的先行者常常会无暇顾及形式的创新,更何况太炎先生胸藏五千年经纶,运用传统话语已臻化境而与之难舍难分。于是,我们面对《(?)书》,感到了古奥艰深、隔膜与陌生。尤为难堪者,动乱的频繁,急功近利的孜孜以求,数典忘祖的当代狂妄症的屡屡发作,以及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与干预,“造就”了我们的浮躁、浅薄与无知,使我们日益远离学术,远离真知,远离章太炎。 我们正在失去章太炎及章太炎们！ 2000年12月,章黄传人徐复先生的巨著《(?)书详注》出版了。它以54万字的宏大规模,倾注了一位90高龄的大学者的毕生学识、近30年的辛勤以及对师门的深情,为章氏绝学架起了一座通向今天与明天的桥梁。我们终于能够领略《(?)书》是一座丰饶的精神宝库,终于能够感受到太炎老人是那样的亲近,他的思想和学术是那样的鲜活清新,那样具有从历史深层喷薄而出的震撼热力和辐射潜能。

周易古经韵考韵读

本文是从音韵学角度研究《周易》古经的。探讨了古经的协韵情况，分析总结出古经韵部系统为２６部，并且与甲骨文、《诗经》、《楚辞》的韵部系统相对比，确定了韵部系统所反映的绝对年代，从而确定了众说纷纭的关于古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发现了古经是比《诗经》还要早的民歌、巫歌的文学性质，驳正了近现代以来在《易经》研究方面如标点等重大失误，努力使古经归还了本来面目。

“毛”是“草木”还是“苗”？

“毛”是“草木”还是“苗”？杨端志，杨贺“不毛之地”的“毛”，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出现两次，注释各不相同。第四册《向沙漠进军》：“新疆建设兵团在天山南北建立国营农场，开沟挖渠，种麦种棉植树，那里原是不毛之地，现在一片葱宠，严然成为绿洲。”课文下对“不毛之...

《尔雅今注》评述

徐朝华先生《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以下简称《今注》)总结了近两千年《尔雅》研究的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又移植了现代科学许多部门研究的结晶,寓作于述,包含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且言简意赅,头绪清爽。著者“前言”称此书是“为文科大学生和青年读者们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注本”,其实,此书在学术上也有它独特的贡献。 第一,释义较细,理清了有关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义同义近的语义场关系。《尔雅》中有很多直训,担任解释的词往往是多义词,如“邮,过也”(《释言》),“过”有经过、超越、探望等意义;“庶,幸也”(《释言》),“幸”有幸运、侥幸、希望。

“训诂学”释义

近年来,乘百业振兴之大势,训诂学经十年摧残之后也复兴起来:成立了全国性学术研究组织——'中国训诂学会',办起了专门刊物,在教育部倡导下,不少高等学校又把它列为了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训诂学'一名,已不太为青年人所熟悉,我们感到有介绍一下的必要。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部介绍传统文化的好书——《中国古代文化概说》介评

文化学原本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早在四十年前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就已开创性地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化,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专论,形成了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专著。马振亚、张振兴两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化概说》(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一书可说是继《语言与文化》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化语言学著作。《中国古代文化概说》(以下简称《概说》)

《周易》与传统语言学

《周易》作为一部先秦重要哲学著作,对传统语言学文字、训诂、音韵、修辞等部门有多方面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一、关于文字学先秦时期,对汉字从结构上进行分析,《左传》已有“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把这种分析总结为汉字结构规律是《周礼·地官》所说的“六书”。关于文字起源问题的探讨则与《周易》相联系。由《周易》推衍出的“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周易》文獻語言文字研究中的問題

我國有着豐富的傳世文獻,也有着豐富的出土文獻。文獻語言研究是漢語史研究的基礎。但是,近些年來,文獻語言研究亂象叢生。我們根據《周易》文獻語言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周易》文獻語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談幾點看法:與語言文字有關的版本問題;《周易》文獻語言文字的性質、特點問題;《周易》語言文字的時代性問題;《周易》語言的口語性問題;《周易》語言的社會性問題;古音通假問題。

《説文》“牛,件也。件,事理也”試釋——漢字的形體部件藴含的詞義因素

清代傳本《説文解字》牛部“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其中,“牛,大牲也”,從詞義角度理解,確如段注所云,同“馬,怒也,武也”“羊,祥也”一樣,所釋是許慎時代文化語境下的文化義。但是“牛,件也。件,事理也”放在“牛,大牲也”下,就不易理解了。自大徐本後的注釋家,紛紛提出異議,有7種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爲,這7種意見值得討論。依漢字構形字理,“牛”在牛部字中,符號化表達了同類詞的共同義素。本文進而以《説文》版本、本義系統、同部同類詞、異部同類詞這些本證,以語言中用例爲旁證,藉由確定本條的正誤,闡明漢字形體部件藴含的詞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