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与蜀汉的国家建构

自东汉中期以降,政治衰败迅速加剧,原本王朝国家的政治权威在经历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的打击后不复存在,政治秩序土崩瓦解,帝国陷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状态。政治权力的破碎化使得国家建构成为每个统治者/执政在追求统一时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各大势力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孙权三家脱颖而出并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趋势。其中,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改革了东汉中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流弊,不仅建立了“宫府一体”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士人政治的追求,而且增强了国家力量,塑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理想类型,为后世所称颂。

回到亨廷顿的福山——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

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而因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而导致的民主回潮和普遍的无效治理而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对时代极为敏感的福山又适时地提出了政治秩序原理,即时序性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是构成良政的基本制度。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其实是回到40年前《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基本观点乃至基本论述,亨廷顿强调时间性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权威—秩序—发展"的政治方案,这是福山政治秩序原理的直接思想资源。因此,福山的政治秩序原理没有什么思想性贡献。如果说亨廷顿是典型的战略保守主义者,福山的立场则从自由主义演变为保守自由主义。

经济绩效、政治腐败与政治信任:台湾公众政治信任变迁研究(2001-2014)

政治信任反映了民心向背,是衡量政体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还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其公众的政治信任都面临普遍下降的趋势。其中,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信任与之相比既有普遍性也表现出特殊性。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依托,发现在台湾民主转型及巩固的进程中,经济绩效、政治腐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公众的政治信任。具而言之,民主化导致的党争民主使得台湾公众对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的评价下降,进而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因此,这一特殊性现象有助于重新思考既有民主制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从政治衰败到认同危机——台湾民主化的检视与反思

自20世纪70年代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这波潮流中纷纷实现政体转型。然而西方国家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进行无限制扩张，不仅导致了“文明的冲突”，也导致多数转型国家（地区）陷入治理能力低下乃至战乱分裂的乱局，以至民主化开始回潮，也更难产生自我矫正的改革动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威权政体的复辟，呈现再权威化的倾向。

“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暨第七届比较政治学论坛会议综述

在新时代下,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既要拥有世界视野,又要彰显中国关怀;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要注重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研究;在资源汲取上既要善于认真总结中国自身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经验,又要充分挖掘中国优秀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在研究策略上既要注重理论阐述的精细化,又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战争、精英与国家兴衰的分流——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比较分析

在"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基础上,立足北朝末年内战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本文从结构/能动的角度讨论了战争压力下的统治者与精英互动的结果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通过自然实验设计将国际局势、自然资源、暴君昏君、民族矛盾以及军事地理等变量的影响加以控制,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在长期的战争压力下,面对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东魏-北齐的统治者试图通过排他性改革来实现政治整合,结果造成了精英之间的分裂和政争。相反,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则在包容性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政治整合,这种累积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双方兴衰的逆转。

国家兴衰的精英基础——精英吸纳、精英网络与魏、蜀、吴三国国家构建的不同命运

精英如何组织国家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研究的母题之一,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虽已成为学界的焦点,但我们在理论上尚未真正超越“西欧中心论”。学界聚焦于与西欧相似的春秋战国、受西欧影响的现代中国这“一头一尾”,但中间两千年的兴衰分合有哪些独特的经验?这两千年中尝试建设国家的精英团体比比皆是,为什么有时建成了强国家而有时只有弱国家?本文基于原创性的历史数据库,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描述性统计与社会网络分析相混合的方法,解释了著名的魏、蜀、吴三国国家构建的不同命运。魏国均衡而广泛地吸纳了各阶层精英,建立了相对团结的精英网络,因此国家能力较强;吴国面临着宗室和地方大族的垄断,精英也长期分裂,因此难以完成动员、汲取和战争;蜀汉精英先团结、后分裂,精英来源广泛但过于依赖中下层,因此国家能力先强后弱。综而观之,精英吸纳和精英网络不仅能解释传统中国的国家史,也能为现代的国家治理提供理论镜鉴。

亨廷顿的新国家主义理论:学术遗产与当代价值

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是探索第三世界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亨廷顿一反主流,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作为连接韦伯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实现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组织国家,启示了比他年轻的一代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探政治合法性——以政治信任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大基础理论,学界对其的阐述有两重路径:一重路径是依赖政治哲学推演进而建构起来的证成路径;另一重路径则是通过对客观现象进行描述从而阐释政治合法性。后来,证成的路径因为冷战而被西方打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烙印,由此演变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从根本上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是这一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发生在实存世界中的现象。为什么在经历民主转型和“颜色革命”后并且按照西方逻辑建立起政治制度的国家,出现多数民众对新的执政当局不信任的境况?为什么它在解释当代中国时捉襟见肘?因此,如果按照被建构起来的合法性理论来审视中国必然南辕北辙。相反,从民众政治信任的描述性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既有研究并未详细阐述为何用政治信任来衡量政治合法性是适当的,而本文则是在承认这一前提基础上尝试对其做补充说明。

民意调查与中国政权韧性的五大“意外”发现

本文检视了民意调查对研究中国政权韧性的独特贡献,它描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意调查研究兴起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这些研究如何揭示一些'意外'并有趣的发现。具而言之,这些发现分别是民众之间彼此存在高度的人际信任,公民政治积极性也很高,政府对民众需求具有高度的回应性以及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始终表现出高度的拥护和支持等。这些基于民意调查的'意外'发现一反西方主流观点的直觉,因此也在其阵营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争议,但是要挑战这些发现只能通过更可靠的经验证据而不能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FTA时代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机遇、挑战与思路

随着中韩FTA协定的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迎来了崭新时代。中韩在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合作前景。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推动实现中韩之间"无国界"的内需市场建设、有效平衡域内多种模式的自由贸易规则、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和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等等。对此,一要积极发展中韩关系,不断提升战略高度;二要密切政治安全合作,保持重大事件沟通;三要加强社会人文交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

经济不平等与西方民主社会中的选举参与

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对世界政治的整体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导致社会趋于不稳定乃至发生政权更迭,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选举政治。作者借助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匹配宏观数据,建构多层次模型检视经济不平等与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削弱了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参与的意愿,而民众选举参与的下降则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活力和代表性,动摇了民主政体的根基。其中,不同收入群体对选举参与的意愿不尽相同,不平等可能导致弱势群体在选举参与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此,经济不平等与强调政治平等的西方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民主社会内部的政治运行,冲击了西方民主理论中“多数人同意”的根本原则,形成了所谓“参与悖论”。

转向中的制度伦理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

制度伦理从一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中生成,在塑造国家形态、促进建构公正的制度、引导政治生活良序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度伦理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伴随着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以及制度变迁的历程,相应地进行适时的调整。改革开放促发的经济市场化转型,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使得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推动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在制度伦理建构诉求上的突出表现是彰显法治的根本性、民主的独特性、民生的优先性,以及渐进性地推动全面改革。这就需要积极引导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不偏离公正性,努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中持续展示新的活力和示范价值。

中国对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边疆治理尤其是边疆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在新时期'稳定中亚、连通西亚、面对南亚、走向欧洲'的战略前沿要冲。由于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五代领导集体对此高度关注,并审时度势地把西北边疆问题统筹纳入到国家安全视野予以深思熟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思想。总体来看,其思想脉络历经屯垦戍边与西北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观的统领与西北边疆维稳、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西北边疆安全治理三个阶段。这些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有效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中国构建和谐边疆与实现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保障。

国家能力:建立权威

建立权威是国家能力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然而权威的建立并非易事,它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当前社会科学中的既有假设和主流范式难以处理和权威研究有关的复杂因果关系。面对这些困境,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

殖民主义与发展:西班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的比较分析

最近的研究表明,殖民主义逆转了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了解释这种逆转,分析家们把重点放在了被殖民地区所拥有的内部条件上。与此相反,根据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证据,本文表明殖民国家的经济模式也影响了这种逆转。奉行重商主义的西班牙倾向于在那些沦为殖民地前人口稠密且高度发达的地区进行最彻底的殖民,结果是对这些地区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倾向于在沦为殖民地前人口稀少且欠发达的地区进行最彻底的殖民,对这些地区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产生了相对积极的影响。因此,西班牙和英国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逆转了被殖民地区的命运。

暴力冲突与长期政治发展:中国与欧洲的比较

暴力冲突影响长期政治发展的传统逻辑具有普适性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比较了欧洲和中国。尽管对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而言,战争非常普遍,但只有欧洲出现了代议制政府。本文指出,战争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地理环境。在欧洲,由于政治上高度的碎片化,所以冲突是外部化的(比如国家之间),并且军事攻击时常是多向度的。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有很强的退出能力。因此当君主开始新一轮的征税时,精英就可以与之讨价还价来争取政治代表权。相反,中国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性质,冲突时常发生在内部,加之外部的军事攻击时常是单向度的,并且精英退出的能力很低。皇帝无须在政治控制上做出妥协就能征收更多的税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冲突强化了威权主义。此外,本文还简要地分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地理环境、历史冲突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市政治学视角的思考——对话青年政治学学者张玥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拓展,作为次国家层面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城市政治研究逐渐兴起,也逐渐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和可靠抓手。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由于人口密度普遍较高、人员流动性更强,城市受疫情的影响尤为严重。面对疫情,一些城市应对出色,一些城市则应对欠佳,最终导致不同国家的疫情防控成效大相径庭。由此,围绕疫情防控的比较政治和比较城市治理也成为政治学年度热点研究领域之一。作为长期专注于比较政治学、城市政治学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者,张玥教授多年来在中国、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国从事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在这些领域和相关研究方法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心得。她200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赴美留学并于200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生项目主任和《城市事务评论》(Urban Affairs Review)杂志的共同主编。张玥教授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城市》(Cities)、《土地利用政策》(Land Use Policy)、《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过多篇英文论文,其专著The Fragmented Politics of Urban Preservation:Beijing,Chicago,and Pari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3)曾获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14年“最佳城市政治学图书”提名奖(Nominate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 2014 Best Book Award in Urban Politics),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本人翻译的中译本专著《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2020年8月,杨端程对张玥教授就城市政治和比较政治的研究心得进行了视频采访,将专访整理成文,并经她本人审订,其中部分内容曾以电子版的形式刊发在微信公众号“政文观止Poliview”(ID:zhengwenguanzhi)上,当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2020年11月,杨端程再次就一些问题通过视频专访的形式请教了张玥教授,并将其加入原来的专访当中并对全文做了全面的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在访谈中,张教授首先回顾了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开始城市政治学研究的经历,并介绍了其博士论文和专著《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护中的政治》的调研与写作历程,分析了书中提出的政治割据理论对不同政策议题的适用性。随后,张教授谈到了正在写作中的新书,这是一项关于中国、印度和巴西城市治理与非正规住宅的比较研究,书中不仅揭示了城市化及其多样性对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还对国家能力理论进行了更新,提出应从有效性和包容性两个维度来考察国家能力。同时,她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探讨了质性研究与田野调查的价值。最后,张教授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如何提高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的能力提出了建议。这些研究经验或对未来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城市政治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