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制陶文化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临沧市碗窑村为考察中心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蕴含着深厚的内涵,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本文以中华民族共有的制陶文化元素为例,对临沧市的制陶技艺进行田野考察,认为在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下,各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密切互动,将制陶技艺作为连接彼此生活与情感的桥梁与纽带,由此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与传统社会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外流。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因经济差距所产生的“推拉力”、“求异心理”和国家的政策外,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外流产生了一定的“迫力”。主要表现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低下,对妇女劳动成就评价较低,女性没有话语权等。当然,社会转型时期的多重价值观,也为妇女选择离开家乡减轻了心理压力,而这一选择也说明了在传统文化下,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侗族糯稻种植的历史变迁——以黔东南黎、榕、从为例

侗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曾以种植糯稻为主,在此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体系是侗族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然而,历史上,自从中央王朝的统治逐渐深入,侗族及其先民的糯稻种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一系列"糯改籼"政策的实施,侗族的糯稻种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由此使侗族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发生转向,许多民间传统育种方式和糯稻品种也此过程中消失,侗族完全被裹协至现代性的发展轨迹。在环境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下,对侗族糯稻种植演变的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旨在说明知识与权利对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民族精英与社会改革——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

个体与结构是人类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是结构规约着个体,还是个体创造结构,成为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长期以来,在保留着不同于主流社会形态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精英人物在社会运行中起着主导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傣族民间精英人物为傣族社会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当代侗族择偶习俗的变迁

侗族有其传统的择偶习俗,一般实行民族内婚、房族外婚,有的侗族盛行姑表婚,即姑女嫁舅男;有的侗族禁姨表婚,认为姐妹的孩子是亲兄弟姐妹,不可通婚。择偶时,注重对方的家世,即"根骨"要正。20世纪80年代后,侗族年轻人多有到外地打工,他们成为传统择偶习俗的"破坏者"。一些侗族年轻女性也趋向于远嫁他乡,既满足自己"趋外"的心理,又能为娘家换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侗族择偶习俗从"同类匹配"向"资源交换"转变,由此引发了社会文化其他方面的变迁。

妇女外流与西南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

妇女流动是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途径和社会结构运行的基础。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许多民族的通婚范围基本在一个既定空间中进行,由此也使其社会结构的运行相对稳定,从而保证了诸多传统文化的接续。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外界拉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大量的民族妇女流出传统居住区域,向中、东部地区迁移,且多以婚嫁的方式流动。其结果是:一方面流入地民族成分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流出地则出现了婚姻拥挤等现象,并导致传统的婚姻家庭及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

牛:一个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视角

牛作为一种牲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以牛作为牵引力的农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之一。而对于一些民族社会来说,牛不仅具有生产生活上的实用价值,也是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祭祀品,并作为交换媒介、娱乐工具、财富象征和民族精神气质等符号存在。从牛的视角,展现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群体及自我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牛在日常生活中正渐渐退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视野,以牛为纽带建构起来的文化越来越式微,这是人类文化的退化,抑或是人类自我的忘却?本文通过对"牛"在西南民族社会中意义的探讨,试图说明人与物的动态关系,以及人对自我在自然界位置的认知。

清末民初对西双版纳的开发

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边疆危机四伏。清末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政府为改变西南边疆危机频发的状况采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如何管理和建设边疆成为国家稳定、边疆安全、社会和谐建构的重要因素。就此而言,对近现代以来我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糯:一个研究中国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视角

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许多民族地区,围绕糯的生产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化事项构成了这些民族的"族性",成为区辩"他者"的重要标识。本文即以糯为视窗,从历史民族关系、糯的社会生命、糯的未来三个层面,对糯在一些民族社会文化中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简要的展示。旨在说明,我们对民族社会文化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入手,尤其是"物"的切入点,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是勾连整个社会文化的纽带,从中我们可以找寻到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探索"物"内外的意义。

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

在具有现代技术意义的自来水引入许多民族村落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也是民间社会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体现出乡村生活的共享性和集体意识。在侗族社会,水井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意义,水井的修建与维护反映了"共同体"守望相助的意涵。随着自来水逐渐进入乡村社会,水井渐被废弃,村落日常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还将"集体"分割为"个体",自我与个人主义漫延,导致有的传统文化被逐渐消解。知识与话语、技术与伦理,在水井的物象与变迁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博弈的结果是乡土文化渐行渐远。

西双版纳傣族糯稻种植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西双版纳傣族糯稻种植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变迁轨迹和原因为主旨,其目的在于说明,在特定的语境下,即使边疆地区,国家政策对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糯稻种植的式微,不仅使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日益碎片化,也使其历史发展轨迹发生极大改变,由此而逐渐走向"现代性"。本文希望通过"物"的视角,在述及"糯"的社会生命史之同时,探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家、边疆与中心的关系。

乡村社会生活逻辑与价值：基于一个侗族传统村落民居变迁的观察

民居是构成传统村落的要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迁。作为一种物化形式,民居不仅形塑了村落的外在风貌,也是村民历史记忆、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现代社会,有的传统村落民居成为遗产保护对象和旅游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村民而言,传统民居是阻碍其追求和享受现代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负担。如何认识这一差异化的观念,是我们理解乡土社会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一个侗族传统村落民居样式变迁的观察,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探讨了现代遗产保护理念与乡村社会生活逻辑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说明在现世生活的理性需求下,现代与传统、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以及村民对发展的认知和诉求。

情感资本与熟人社会工厂的运行——以湘西Y厂为例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在中国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扶贫车间,它们对于承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情感资本为视角,通过对湘西一个服装扶贫车间Y厂的调查,发现该厂厂主基于推动家乡发展的考虑,依托原生的熟人关系,建立起一类扶贫车间——“熟人社会工厂”,并在工厂的运行中,结合乡土社会文化,运用情感资本进行管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率。在给予工人在家门口工作和获取一定收入的同时,也对乡村文化的延续产生了积极影响。乡村振兴关系国家的整体性发展,在许多农村地区日益空心化和乡土文化逐渐衰微的当下,湘西Y厂的个案研究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云南勐海布朗族学校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云南勐海布朗族的学校教育始于近代,至民国时期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滞后、学校布局不合理、宗教信仰、国家分配政策的改变、教师不安心现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目前勐海布朗族学校教育处于滑坡状态,对布朗族的教育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这应引起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重视。

西南边地生态环境变迁管窥:基于大象的视角

大象属长鼻目,是陆栖哺乳类最大体型动物,对生存环境变迁较为敏感。远古时期曾广泛栖息于中国大江南北,现野生象群仅存于云南西南部一隅。象也与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勾连在一起,体现于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诸多方面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映照着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然而,自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开发、大象作为战争工具的使用、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以及橡胶、甘蔗、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大象栖息地逐渐萎缩,加之偷猎以获取象牙等因,以至于晚清至民国后,大象在这一地区濒临绝迹,仅在西双版纳、南滚河一带偶见到,这种情况持续至今。以大象为视角,可以了解一定区域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思人与自然如何共处相宜以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互构,这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尤显重要。

异味与佳肴:瘪的话语建构与象征意义

瘪是从牛羊胃或小肠中提取的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所制成的一种汁液佐料,以之加工的菜肴主要流行于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少数民族中,其食用过程往往带有神圣性与仪式性。但因其来源与"他者"认知中的"卫生"有巨大的差距,长期被视为肮脏、落后、原始的表现,并推于食之的少数民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展,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在媒介、游客、地方政府以及乡民的大力推介下,瘪逐渐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成为健康、原生态的表征,以及一定地域文化的象征符号。瘪的话语建构,反映了人们追求新奇、包容多元的现代性反叛,借助于瘪,那些曾被视为原始、落后的地域和人们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身份标签的扭转。

侗族传统抚幼习俗与儿童社会化

侗族的传统抚育习俗是侗族千百年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凝练并延续下来的,它既是侗族儿童社会化必经之路,也是侗族本体和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侗族传统的经验性抚育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困惑。

对广西忻城县板桐希望小学的调查

本文详细介绍了对广西一所希望小学的调查 ,并对调查资料作了细致的分析。文章提出 ,在贫困地区创办一所学校 ,就要使之具备多种社区发展功能 。

变迁中的侗族村寨

20世纪 80年代 ,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乡的侗族在政府计划指导下开始发展西瓜种植业 ,过剩的劳动力也开始向广东沿海分流。这不仅改善了当地侗族的生产生活条件 ,更主要的是强化了与外界的联系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如生计方式的多样化及衣食住行方面传统与现代并存。而长期约束人们的通婚规则也在逐渐松弛。房族作为一种血缘组织 。

从糯米到饭米:西双版纳傣族主食变迁之动因及影响探微

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自古从事稻作农耕,其主食以糯米为主,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体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引导、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外来人口的增多、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以及自我理性的选择,至21世纪初,其主食渐渐演变为以非糯性的饭米为主,且更加多样化。从糯米到饭米,可以看到主食改变的内外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性迫力,亦可观察到一个地方族群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