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语境下自然保护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重构研究

一、生态旅游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地建设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亦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野生动物保护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建设不仅与物种保护紧密关联,且关乎与保护地唇齿相依的原住民社区发展。在不同层级的野生动物保护地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严格地规制了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甚至部分社区会因为被划定在保护地核心区域而被迫迁至保护地外围。然而,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也同样存在着强烈的发展诉求,渴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路径与美好人居环境。生态旅游作为利用自然保护地资源,为外来的旅游者提供生态游憩服务的实践活动,成为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替代性生计路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守正创新理念精神在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践探索。

会泽新城移民安置区易地搬迁移民市民化研究

解决易地搬迁移民的市民化问题,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会泽新城易地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分析易地搬迁移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移民正在日常生活中自下而上地进行经济实践、文化实践与社会实践,主动地探求实现职业身份、文化身份与社会身份转换的市民化,因会泽新城易地搬迁移民市民化水平处于从农民向市民过渡阶段,故出现了乡土性与现代性同时存在的状态。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

在新全球秩序中,流动性及其所衍生的人类诸多新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为解开全球化运转机制问题的密码,西方人文地理学对于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以计量化和"利益"导向性为主要研究范式的交通地理学和当代城市地理学研究引发了学界对于"流动"问题的反思,认为空间的流动具有更丰富的意义,而不仅是时空成本的测算,随之推动了"新流动性范式"的转向与发展,促进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融合.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流动性问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主要议题总结为:以汽车、自行车、机场和火车站为代表的流动性实践与空间意义的塑造;以"身份意义"、"关系生产"、"权力博弈与协商"为代表话题的流动性过程中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建构等内容,重点阐释了这些议题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西方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的特征和局限.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复杂的现实社会背景出发,展望了国内人文地理学流动性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回汉杂居社区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的构建——以滇中纳古镇为例

散杂居民族地区是中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的宗教地理研究关注于特定社会情境下族群或宗教团体间所发生的空间冲突和博弈,而缺乏对族际和谐交往过程中的宗教文化空间的研究。通过对滇中纳古镇一个回汉杂居社区的考察发现,不但在回族为主体的穆斯林群体内部可以形成稳定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在回汉族际交往的过程中,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也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同时也形成了族际间和平共享公共空间的格局。历史时期的回族文化主体地位,当代回族经济实体的强大,以及回汉在宗教信仰上的相互尊重,都使得伊斯兰文化成为纳古社区的文化表征和化解族际之间文化隔阂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评估——基于27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如何活化利用传统村落的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从历史文化、社会人文、人居环境和产业经济4个方面筛选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进行组合权重,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的云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综合评估体系,并筛选27个云南省第一、二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进行了评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水平较高,村落资源保护成效较为理想,活化利用情况有待改善。(2)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普遍较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人居环境整体保护良好,村落之间评分差异小,社会治理、产业经济的评分差异较大。(3)根据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评估体系的评分结果,可将村落分为双向优效型、保护优效型、综合显效型、利用显效型和双向滞缓型5类。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地方性与旅游业发展（二）

1996年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宣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化聚落居住，人类已经进入“城市时代”。随着世界人口的城市化，社会发展、贫困、政府管理和政治行动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这种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在很多地方，城镇化被当作解决诸如乡村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毕竟，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