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角下检察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的实现——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为场域

基于中国国情与政情发展起来的检察权,并不适合于“行政权—司法权”的传统分析范式,检察权与行政权的互动亦面临着实然困境,集中体现于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单一与诉前协商程序的失范。系统论为检察权与行政权在诉前程序中的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具体证成逻辑在于,明确两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建立内外并行的互动路径,在系统内部层面重塑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系统外部层面引入与外界的对话协商机制,从系统论的目的性、内部优化、自适应性与层次性方面,建构起检察权与行政权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良性互动体系。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完善进路

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环境污染风险,是新时代对环境法治提出的新命题。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层面有效应对环境污染风险、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规制手段,在民事领域已有预防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但在行政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均处于“缺位状态”。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确立具有现实、法理与司法层面的必要性,但目前面临着专门性法律缺失、地方性立法散乱和司法实践乱象丛生等困境。基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功能定位,完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体规则的路径在于,明确环境污染“重大风险”的概念、区分被诉行政行为类型、健全举证责任规则、完善配套制度保障、完善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范等。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功能定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亦是维护环境公益的重要司法手段。其中,整体系统观是研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视角。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如何从司法预防层面化解碳排放环境风险,是新时代对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出的新命题。以整体系统观视角观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监督执法之诉缺位、传统行政执法僵化与补充救济之诉不明之困境;其应然定位从前端、过程与末端三个层面出发,明确各自重心,分别为督促执法、促进互动与补充救济。

我国禁令救济之诉的竞争法边界研究——以华为诉欧盟中兴案为视角

为了保证创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创立了专利制度,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基于其优势市场地位有可能造成禁令权的滥用,反过来,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也可能劫持专利权人,因而禁令救济权的适用条件与范围等问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交叉领域受关注程度非常高的前沿与热点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华为诉欧盟中兴案为例,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案例的处理模式,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哲学等多维视角,结合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诉讼法、法制史等理论,研究禁令救济之诉的竞争法边界,找到最佳的边界“平衡点”,并且在实施许可标准、禁令限制和许可费的确定方面提出了些许建议。

我国反垄断法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保障政府和市场两大系统的有效运行和高效配置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近年来,随着反垄断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私人诉讼显得尤为重要,但当前反垄断法上的补偿遵循"填平规则",受害人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不仅不利于威慑、惩罚加害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私人诉讼激励机制,在当前反垄断法领域如何恰当合理地规制加害者和补偿受害者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本文研究重点所在。本文贯彻落实反垄断法的宗旨,从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和溯源入手,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法经济学方法等,借鉴域外经验和其他部门法的适用情况,结合本国国情,试图在反垄断法领域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结合,研究惩罚性赔偿的构成,并在计算损害后提出"酌定三倍数额赔偿"的具体实施标准,加大加害者的违法成本,创新性地提出突破程序障碍,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利益,进而完善私人诉讼激励机制,以促进反垄断法体系的完善,使社会效能最大化。

共享经济的知识产权问题

以网络普及和发展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而且催生了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比率,但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多样化的产品或者服务、商业模式也带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种种难题。本文从共享经济的概念和发展入手,首先阐述了知识产权和共享经济的一致性和冲突性,然后总结了目前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及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司法实践中的商标权、专利权和商业模式案例,最后从立法、争议解决和文化理念三个层面对我国共享经济下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提出建议。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之路径建构——以诉前程序的改良为视角

检察权与行政权互动的自然流程应符合两权关系的应然定位,在分工合作中实现有效治理,在内外互动中维护社会公益。对于检察权与行政权在协商主体中的角色,要尊重诉前程序的阶段规律。在协商前,被监督行政机关作为法定履职机关是主要的决策者和治理者,检察机关更多的是作为组织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在协商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地位平等的实质性内核下展开两权的平等对话;在协商后,检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跟进监督、主动监督,发挥对实体内容的能动审查与对整个程序走向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