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国家转型(1991-2021年)

要讨论俄罗斯的国家转型问题,需要首先明确与国家有关的核心概念,并综合分析苏联解体后30年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来探讨。国家被定义为在一定领土上维持合法暴力垄断的有组织的社会。国家的基本功能包括司法治理、税收、保护领土、解决争端等。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国家垄断地位的崩溃、私有化过程中寡头经济体系的出现、逃税和影子经济的蔓延,以及非法暴力集团和非正式权力结构联邦权力的挑战。普京上台后,通过打击寡头、改革税收、加强中央权威等措施,恢复了国家自主能力,包括控制关键经济领域和改善司法系统等措施。俄罗斯建立了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掌控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并通过国有银行和主权基金来管理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收入。在国际压力和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强了内部政治控制,消除政治竞争对手和外国影响力,加强了警察和法院系统,推进了数字化国家服务,并增加了国防预算。今后阶段的俄罗斯国家发展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未来趋势难以预测,但自主脱离外部利益和以内部投入替代外部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构建多极化世界格局: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与中俄关系新发展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一直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世界秩序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现有国际组织和机构却无力预防和解决危机及冲突。北约东扩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力量的相对走弱,使美国主导单极格局力不从心;“全球南方”力量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正加快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多极世界逐渐回归。面对如此复杂且严峻的挑战,国家层面应作出适当的政策回应。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成为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大国间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对此,中俄两国还需进一步加深相互信任和理解,通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进一步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更为广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寻求捍卫《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同时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

新冠大流行与世界秩序

本文主要探讨由新冠大流行所引发的此次全球性危机的起源、性质及潜在的后果。在过去60年里,全球危机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两大精英派别(全球金融资本代表和地区主义工业家代表)之间各种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而当前这场疫情又使既有危机加深和激化。首先,新冠危机的发展态势,充分显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借助制造道德恐慌①和操纵媒体这两种手段来实现自身合法性的本质特征。每次持续性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中以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告终。其次,全球两大精英派别对世界秩序的变化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具体目标和意图也各不相同。正是在这样相互对立的背景下,爆发了此次危机。这场危机不会根本性地改变世界,但会激化两大精英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暴露在众多普通人眼前,从而加深业已存在的、系统性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