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流域黑热病传播及救治

1930年代起黑热病在苏北淮阴、涟水、泗阳等县肆虐,继而向临近省份鲁豫皖传播,到1940年代此患仍不可遏制。该病的病因、传播的渠道和传播路径在当时备受关注且存在长时间争议。国民政府针对疫情积极组织内政部卫生署展开调查,并设立研究队在传染最严重的地区展开深入研究。中医和西医针对黑热病各开处方,患者中绝大多数却无力承担医药费用,不得不在绝望和无奈中选择死亡。

民国时期江浙传统渔业向现代转变的趋向与阻力

渔业作为实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下,逐步引入现代生产方式,新式手操网渔船、机器拖网渔船和渔业公司组织形式在口岸城市得到初步尝试,但江浙其他各县并未推广与普及,传统渔业没有因新式渔业的引进而被取代,它仍有绝对优势。鱼行、鱼商、鱼贩在日常往来中自发形成一个相当活跃的传统渔业交换市场,然而这种交换和市场规模长期停滞在商业密集化低水平阶段。不宁唯是,传统交通体系迟迟得不到改善,处于糊口边缘的渔民受道义经济支配失去革新偏好,以及缺乏资本供给,使民国时期传统渔业在困境中得不到实质发展,真正实现渔业现代化的地区还很少。

淮河流域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与变迁(1949—2009)

改革开放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淮河流域的航空运输业与中国其他地区相似,也较为落后。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淮河流域各地市航空运输业在机场建设、航线航班数量、客货运载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相比,淮河流域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从而使其航空运输业与这些区域有着较大差距。从区位差异中寻求共同发展的道路,缩小与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距,应是淮河流域今后整体发展的方向。

近代中国转型的三重困境——兼论西方话语解释的本土溯源

近几十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概念与理论用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问题,如“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高水平均衡陷阱“”内卷化“”斯密型动力”等。它们对经济因素、国家角色和儒学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视角,造成了一种西方学者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印象。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和论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知识分子那里已有或模糊或清晰的体现。从历时性角度看,两者的理论与方法虽各有不同,却存在关联和共通之处。

“百花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变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之后的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引起国际共运的"非斯大林化",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对苏联模式陷入深思;国内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才为新共和国服务,表现在政策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上的松动,"百花运动"就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开展。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微妙,但到第二阶段形势急转直下,知识分子的行为超出了党的预料,党决定发起反击,以控制局面。1957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怀疑中开始,在希望中度过,最后在绝望中结束。

1931年“美麦借款”的过程及作用研究

1931年夏江淮河汉同时泛滥,酿成百年来最大水患,被水区域达16个省份,面积近7万平方英里,受灾人口达2500万人,受灾耕地面积合1450万英亩,夏季作物实际完全受损在调查的131县中占83%,一些地区秋冬作物播种无望。南京国民政府应对这一局面,着手发行国债以图赈济灾民,另准备从东三省购运粮食运往灾区,但未能成行。最后经中央经济会议决定与美政府签订合同购买美白麦45万吨,合同规定从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分两期分批运华。美麦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急赈、农赈和工赈中具体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探讨。

探析鸦片战争中上层社会的心态——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例

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但整个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失利,并未痛定思痛。道光帝在战争中忽战忽和,犹豫不定;而以林则徐、琦善、耆英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则从严禁烟片、剿办英夷,到中后期主和签约,这一系列变化虽有因战事失利而心生忧愤,但是整个官僚集团及其最高决策者的皇帝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把签订合约作为对外夷的羁縻之策。甚至在战争后的几年里,夷夏之辩在社会思潮中占据绝对地位,他们在心态的变化上也鲜有波澜。然而,士大夫们却开启了中国早期的启蒙,介绍西方地理、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知识,并主张学习西方。

盐务改革背景下的1930年代蚌埠“北盐公共营业处”案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两淮盐课乃中央财政收入之大宗。随着晚清以降淮南盐场的衰败,淮北盐业地位日重。皖北、豫东向为淮北盐的重要销岸,津浦铁路通车后,蚌埠迅速成为区域盐业中心。在中央政府强化盐权的同时,安徽省政府除直接干预外,受其颁发牙帖庇护,具有强行居中销售、评秤、抽佣等特权的盐行迅速扩张。这既影响中央税收,又与市场化名义的法律文本相悖。故而盐务机构与运商暗中联合,在蚌埠设立标榜“自由买卖”的“北盐公共营业处”,此举与省财政及盐行利益相冲突,引发系列抗争。在平衡双方利益后,新机构的部分功能得以推行。但仅过数月,中央饬令安徽废除盐牙。在省财政“损失”得到弥补后,盐行被“牺牲”。然而,相关制度安排却进一步导致商民疲敝、盐税陡增、盐价上涨,与改革口号背道而驰,根本上还是为了更大限度增加中央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