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南蝠体表寄生虫感染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云南省境内南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为开展南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和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20年7月至2022年8月于云南省4个采样点抓获南蝠样本,采集并鉴定其体表寄生虫,并使用SPSS 26统计分析南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在捕获的64只南蝠中,61只感染体表寄生虫,感染率为95.31%。采集到蝠螨科和巨刺螨科体表寄生虫共1673只。不同性别南蝠的体表寄生虫的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存在统计学差异(t_(多度)=2.969,t_(感染强度)=2.888;均P<0.05),南蝠体型与体表寄生虫感染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343,P=0.005)。结论云南省南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普遍,均属于革螨股成员。雌性南蝠感染的寄生虫平均多度数和平均感染度均高于雄性,南蝠体型与其体表寄生虫平均多度呈正相关关系。

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调查及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影响因素,为开展相关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于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间在云南省境内3处采样点捕获到中华鼠耳蝠,采集并依据鉴定资料鉴别其体表寄生虫,使用完全随机设计四格表资料的χ^(2)检验(Chi-quare test)、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线性相关(linear correlation)和SPSS 26.0软件统计分析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在捕获的53只中华鼠耳蝠中,有49只感染体表寄生虫,体表寄生虫感染率较高(92.45%);中华鼠耳蝠体表采集到的2841只寄生虫均属于革螨科和蛛蝇科成员,且以鼠耳蝠螨(Spinturnix myoti)、柯氏蝠螨(Spinturnix kolenatii)和织金巨刺螨(Macronyssys zhijinensi)为优势虫种。不同性别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差异显著,雌性中华鼠耳蝠寄生虫感染的平均多度(t=-4.566,P<0.01)和平均感染强度(t=-4.58,P<0.01)均极显著高于雄性;而中华鼠耳蝠体型(前臂长和体重)与其体表寄生虫平均多度并无相关性。【结论】云南省中华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普遍,不同性别中华鼠耳蝠之间体表寄生虫感染存在差异,存在性别偏倚的情况;中华鼠耳蝠体型与总体表寄生虫感染平均多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本试验结果将补充国内较稀缺的蝙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并为某些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预防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长蝠硬蜱的研究进展

长蝠硬蜱是一种专性蝙蝠寄生蜱,菊头蝠科在内的多种蝙蝠是其自然宿主,人类为其偶然宿主。长蝠硬蜱在全球范围广泛分布,现有证据指出该蜱可携带多种病原体。本文从发现与命名、形态学特征及与近缘蜱种区别、生活史和生态学研究、线粒体基因组、携带病原体等方面,对长蝠硬蜱的研究现状和进展进行综述。

四种菊头蝠在不同状态下回声定位声波的可塑性

为探究菊头蝠(Rhinolophidae)回声定位声波在不同状态下的可塑性,于2022年7月在昆明市法古甸村仙人洞捕获18只蝙蝠,经鉴定隶属于菊头蝠科大耳菊头蝠(Rhinolophus macrotis,7只)、贵州菊头蝠(Rh.rex,4只)、马铁菊头蝠(Rh.ferrumequinum,4只)和中菊头蝠(Rh.affinis,3只)。使用超声波探测仪,获取4种菊头蝠在飞行、手持和悬挂3种状态下的回声定位声波,通过声学分析软件分析能量最大谐波的脉冲持续时间、脉冲间隔时间和主频。经统计分析发现,大耳菊头蝠和贵州菊头蝠在飞行状态下所发声波的脉冲持续时间和脉冲间隔时间显著长于手持和悬挂状态;而马铁菊头蝠和中菊头蝠在悬挂状态下所发声波的脉冲持续时间和间隔时间显著长于飞行和手持状态,且中菊头蝠在手持状态下的脉冲持续时间明显短于飞行状态;除贵州菊头蝠外,其他3种蝙蝠在飞行状态下所发声波的主频显著低于手持和悬挂状态。研究结果表明,蝙蝠在不同行为状态下的回声定位声波表现出明显的可塑性变化,且这种变化在不同物种间存在差异。

云南大理毛腿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及其体表寄生蛛蝇的形态特征和系统进化分析

目的对云南大理毛腿鼠耳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状况进行分析,并描述两种蛛蝇的形态特征,探究其系统进化关系。方法2022年7月,在云南大理州剑川县捕捉毛腿鼠耳蝠,采集其体表寄生虫并进行鉴定。计算各体表寄生虫的构成比、感染率、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使用优势度指数(Y)确定各体表寄生虫类群中的优势种;运用扩散指数(C)、I指数、聚块指数(m*/m)和K指数判断优势种的空间分布类型;利用协调系数(V)分析优势种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两种寄生蛛蝇的主要形态学特征。提取蛛蝇基因组DNA,PCR扩增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1亚基(cox1)、细胞色素B(cytb)和16S核糖体RNA(16S rRNA)序列,测序并串联后,用MEGA 11以最大似然法构建基于这3个基因的系统进化树。结果共捕获毛腿鼠耳蝠72只(雄性24只,雌性48只),体表寄生虫感染率为97.3%(70/72)。共采集体表寄生虫1745只,其中革螨1463只,分属于2科5属7种,分别为织金巨刺螨、鼠耳蝠螨、围睫肪刺螨、柯氏蝠螨、盾板浆刺螨、宽埃螨和朝鲜巨刺螨;蛛蝇282只,分属于2属2种,分别为台湾蛛虱蝇和叉笔虱蝇;未检获其他体表寄生虫。毛腿鼠耳蝠的革螨感染率、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分别为94.4%(68/72)、20.32、21.53,均高于蛛蝇[91.7%(66/72)、3.92、4.27](Fisher精确检验,P<0.05;U=700、424,均P<0.01)。织金巨刺螨、鼠耳蝠螨和围睫肪刺螨为优势种(Y=0.30、0.23、0.22)。优势种鼠耳蝠螨(C=1.98、I=0.98、m*/m=1.18、K=5.55)、织金巨刺螨(C=9.43、I=8.43、m*/m=2.15、K=0.87)和围睫肪刺螨(C=6.50、I=5.50、m*/m=2.02、K=0.98)在不同毛腿鼠耳蝠个体间均呈现聚集分布。鼠耳蝠螨与围睫肪刺螨(V=0.33,P<0.05)、鼠耳蝠螨与织金巨刺螨(V=0.34,P<0.05)、围睫肪刺螨与织金巨刺螨(V=0.72,P<0.01)之间均存在正协调关系。台湾蛛虱蝇体长约3 mm,背板Ⅰ呈宽圆形,末端有约25根长刚毛,背板Ⅱ和背板Ⅵ之间有较多长毛,背板Ⅵ上有6根长刚毛和10根长刺。叉笔虱蝇体长为3.5~4.0 mm,背板Ⅰ呈长宽状,边缘有一排短刚毛,背板Ⅱ长约为宽的3倍,背板Ⅱ后方有两个突起,突起表面呈凹状,后缘尖锐带有色素沉着。台湾蛛虱蝇cox1、cytb和16S rRNA序列分别为875、338和455 bp,提交至GenBank获得的登录号分别为OQ127648、OQ134944和OQ127330;叉笔虱蝇cox1、cytb和16S rRNA序列分别为832、332和451 bp,提交至GenBank获得的登录号分别为OQ119629、OQ129602和OQ119632。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台湾蛛虱蝇与短铗蛛虱蝇聚在同一个分支上,再与叉笔虱蝇聚在一支。结论云南大理毛腿鼠耳蝠体表寄生虫感染率高,主要为革螨和蛛蝇,其中台湾蛛虱蝇与同属的短铗蛛虱蝇的亲缘关系最近,叉笔虱蝇与台湾蛛虱蝇和铗蛛虱蝇的亲缘关系较近。

云南省亚洲长翼蝠(Miniopterus fuliginosus)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云南省境内部分地区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状况和相关生态规律。方法2020-2022年期间,在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昆明市晋宁区、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曲靖市沾益区、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和普洱市思茅区6个采集点,使用雾网捕捉亚洲长翼蝠,之后采集其体表寄生虫并进行整理鉴定。计算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构成比(Cr)、感染率(PM)、平均多度(MA)和平均感染强度(MI),分析感染情况;使用优势度指数(Y)判断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的优势物种;运用聚块指数(m*/m)判断优势种的空间分布类型;利用协调系数(V)分析优势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Fisher’s精确检验和非参数秩和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分析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的性别差异。结果共捕捉到亚洲长翼蝠77只,在其体表收集到寄生虫498只,主要类群为革螨(Cr=33.53%,PM=55.84%,MA=2.17,MI=3.88)和蝙蝠蝇(Cr=64.66%,PM=93.51%,MA=4.18,MI=4.47)。优势物种为长铗蛛虱蝇(Y=0.293)和短铗蛛虱蝇(Y=0.203)。聚块指数分析表明,长铗蛛虱蝇(m*/m=1.366)和短铗蛛虱蝇(m*/m=2.460)在不同宿主个体间均呈聚集分布。协调系数分析发现,长铗蛛虱蝇与短铗蛛虱蝇之间(V=0.248,P=0.026)存在正协调关系。此外,亚洲长翼蝠性别对其总体表寄生虫、蝙蝠蝇和革螨感染率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云南省亚洲长翼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普遍,体表寄生虫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群落结构较简单,主要为革螨和蝙蝠蝇。

云南省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感染状况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为开展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和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年8月、2020年8月和11月于云南省6个调查点抓获中华菊头蝠样本,采集并鉴定其体表寄生虫。并分析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 在捕获109只中华菊头蝠中,88只感染体表寄生虫,感染率为80.73%。采集革螨、蝙蝠蝇、恙螨和蜱4大类体表寄生虫共578只,其中革螨482只,蝙蝠蝇94只,恙螨和蜱各1只,革螨和蝙蝠蝇共占中华菊头蝠总体表寄生虫总数的99.65%。革螨被鉴定为2科3属4种,其中蝠螨科埃螨属的宽埃螨为优势革螨种,其次为拟弱螨属的斯氏拟弱螨和巨刺螨科巨刺螨属的峨眉巨刺螨。蝙蝠蝇被鉴定为2科2属2种,其中蛛蝇科的Stylidia szechuana为优势虫种。宽埃螨、斯氏拟弱螨、峨眉巨刺螨和S. szechuana在不同个体的中华菊头蝠体表均呈聚集分布。不同性别的中华菊头蝠个体间总体表寄生虫、革螨和蝙蝠蝇的感染率、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云南省中华菊头蝠的主要体表寄生虫类群是革螨和蝙蝠蝇。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与宿主性别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宿主生理状态影响。对我国蝙蝠体表寄生虫的研究仍待完善和深入,将为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监测和防控提供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