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

建设数字政府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使用Q方法,对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首席数据官主要扮演推动者、传播者、战略家、沟通者、协调员、架构师、使能者和执行者等八种角色。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

合法性与有效性冲突及其化解:基层公共服务的政策工具选择

我国基层公共服务采取不同类型的供给形式,可以视为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具体可以归纳为直接服务、基层自治组织运营、购买服务、外来社会组织托管运营以及培育社会组织运营等方式。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解释维度,政策工具选择有实用型、象征型、应对型与回应型等不同类型。依据政策情境与政策结构的双重因素,在合法性与有效性冲突的条件下,基层在选择工具类型时所采取的相应策略,分别表现为服务吸纳、目标置换与治理响应。为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促进,应采用回应型政策工具选择,并明晰其关键要素、策略机制与工作路径。

城郊社区积极分子行动逻辑研究——以上海市N镇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以社区积极分子为代表的社区居民十分热衷于社区公共事务。研究采用帕森斯行动逻辑要素设计框架,运用主题分析法对上海N镇新老两类社区中社区积极分子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提出两类社区积极分子在行为主体上存在志愿参与的“传播员”与高度组织的“调查员”的区别;在行动目标上存在追求集体目标的自我实现与回应社会期待的政治激励的区别;在情景状态上存在半科层化下的权威手段与多元文化中的科技手段的区别;在价值规范上存在奉献意识与责任担当的区别,并由此对两类社区提出针对性意见。

合法性与有效性冲突及其化解:基层公共服务的政策工具选择

我国基层公共服务采取不同类型的供给形式,可以视为不同的政策工具选择。具体可以归纳为直接服务、基层自治组织运营、购买服务、外来社会组织托管运营以及培育社会组织运营等方式。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解释维度,政策工具选择有实用型、象征型、应对型与回应型等不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