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红色通缉令”侦查协作机制之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侦查协作不断加强。"红色通缉令"(简称"红通")作为国际侦查协作重要机制,具有政治关联性、程序涉外性以及技能专业性的特点。在我国国际警务协作不断发展、"红通"平台扩大,国际侦查协作需求扩大的背景下,"红通"侦查协作机制还存在着相关法律不完善、广度深度不够以及协作配合不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当加快完善立法、健全"红通"侦查协作机制、加强国际警务执法人员培养,以推动国际侦查协作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大数据侦查中研判结论使用法治化研究

大数据侦查作为一种全新的侦查模式,使预测犯罪成为可能。依据大数据侦查研判而得出的结论有着明显的预测性和非实体性特征,使得使用大数据侦查研判结论面临着法律属性存疑,危险性认定的科学性存疑,是否对无罪推定原则构成挑战等问题。因此,从程序上来说,研判结论的使用首先要坚持比例原则和客观性原则;其次是健全相关法律,确定研判结论的法律属性、使用主体以及使用方式;最后是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防止侦查权滥用。在明确大数据侦查研判结论的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推动研判结论使用的合法化,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侦查思维转变的困境和路径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犯罪的数据化、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安机关大力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为侦查技术赋能。从思维层面看,目前公安机关已认识到大数据对于侦查工作的重要性,但依然缺乏大数据侦查思维。侦查思维难以转变,主要是受思维定势以及大数据侦查思维缺乏有力支撑的影响。应当树立数据意识,打破侦查思维定势,优化传统侦查思维,强化大数据侦查思维,实现回溯性思维向预测性思维转变、分散性思维向整体性思维转变、因果性思维向相关性思维转变,并为大数据侦查思维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大数据在侦查中的最佳效能。

大数据视野下涉恐高危人员研判分析——以34起“独狼式”恐怖袭击为例

大数据视野下涉恐高危人员的研判分析旨在将大数据与涉恐高危人员的识别相结合,建构大数据视野下涉恐高危人员研判指标,利用大数据研判有效预防'独狼式'恐怖袭击。通过样本分析和统计发现,涉恐高危人员及其行为具有不确定性、隐蔽性、杀伤性、阶段性的特点,据此,侦查人员在数据收集阶段,可利用大数据从互联网及数据库获取涉恐高危人员的信息。对于大数据视野下涉恐高危人员的研判分析,要明确研判主体,规范研判程序,合理使用研判结论,以发挥大数据在涉恐高危人员研判分析中的实质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