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科技人才增长路径探讨

科技人才作为科学技术生产、传播、转化的重要载体,一直是世界主要创新城市争抢的稀缺战略资源。为了实现科技人才的可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创新城市高度重视人才吸引、交流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塑造。受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全球科技人才流动明显受阻,国家政府层面主导的引才举措多受到反制。通过长效优化区域创新生态,为科技人才创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环境迫在眉睫。在优化人才创新生态,塑造区域人才高地方面,全球范围内主要创新型城市大都面临科研基础设施滞后、科研管理制度激励不足、数据安全问题突出、既有引才机制对青年人才吸引力效果不显著等问题。本文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科技人才增长路径出发,通过借鉴世界主要创新型城市的最新举措,展望中国区域人才高地建设的可能路径。

新时代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治理的逻辑与展望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提升,来华外国人群体构成、目的与需求日益多样化,中国公民的跨边界逆流、环流形势日趋复杂化,国内"三非"问题突出,原有的治理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作为回应,进入新时代,相关核心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关键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外国人在华居留制度也有了新探索。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的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拉"力、中国福利体系的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央地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参与世界角色的转换,对治理逻辑影响巨大。当下,为了应对跨边界人口流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国仍需继续加强该领域的法治化建设,在提高政府各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基础上加强部门间协调,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对接全球移民治理,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缅边境危机迁徙触发的难题与其制度性由来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缅甸的内部冲突仍然此起彼伏,克钦与果敢等地区持续爆发的政府军与地方民族武装冲突造成了大规模的危机迁徙。缅北冲突不但威胁着中国边境秩序和人员的生命安全,危机产生的迁徙也对中国边境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文章从中缅边境危机迁徙触发跨境治理难题、国家间边界的制度属性来剖析跨境危机迁徙,研究其是如何透过中国亟待完善的出入境制度与庇护制度,传导到中国,给云南中缅边境地区的治理带来困难,甚至给中缅关系、中国周边外交的实施,以及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的。

无序世界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回退与重塑

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正经历着理论上的冲击与实践中最严重的回退。西方学者通过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现导致其回退的原因在于,当今世界跨国循环迁徙的加速和世界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带来了复杂多样的治理需求,但它与基于同质化和普遍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逻辑产生了悖论。一些西方传统移民国家在其国家制度中建立的正式多元文化主义,在应对无序且复杂多样的后多元文化现实时,逐渐失去了适应性和合理性,从而导致其在实践中的回退。在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过程中,后多元文化主义努力诠释着现实世界,并提出了治理方面的行动方案,因而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进而带来了重塑和修复多元文化主义的契机。

主权国家与联合国难民署视角下全球难民治理的困境分析

连年猛增的被迫迁徙人数,逐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浪潮,连同反全球化趋势中的极右翼势力抬头、极端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席卷世界多个区域,引起全球范围对难民危机的关注与相关治理的探讨。除难民所面对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外,难民问题的治理还需要克服与其他全球性问题相似的治理难题,即,危机的治理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的问题。要为这个难题探索一种解法,首先需要挖掘的是,在全球性问题背景下治理最主要的供给行为体所面临的治理困境。本文将从主权国家与联合国难民署这两个治理主体入手,考察全球难民治理面临的两个层次的困境,一是治理主体二者分别面临的困境,包括针对主权国家的治理困境——传统主权观念的桎梏、国家能力的限制、国内政治与社会舆论的阻碍,以及针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治理时间与道义原则间的冲突、相关组织间竞争的难题;二是难民署与主权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围绕授权与自主性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与对抗。本文最后还将探讨主权国家与难民署在困境之中的合作实践经验与可能。

治理绩效、国家合法性外部化与全球化进路

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国家制度建设逐步完成,其面临的合法性问题首先不再是权威如何授予和获得,而是制度如何运行以产生治理绩效。治理绩效合法性也有外部来源,并对国家合法性的稳固和提升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合法性外部化。围绕合法性外部化的三种运行方式,即自主型外部化、依附型外部化和反向外部化,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不同的外部化方式对全球化进路的影响。当下各国国内治理遭遇严峻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采取反向外部化,导致了"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逆流。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应更积极地平衡合法性外部化与国内治理的关系,在优先解决国内治理危机的前提下,努力推进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国内治理问题的解决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