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视阈下那桐与翁同龢的关系——以《那桐日记》《翁同龢日记》为中心

随着日常生活史的兴起,日常生活已成为探究政治人物的重要视角。戊戌前,翁同龢身为“帝师”兼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位高权重;那桐时为户部属员,人微言轻。然而,他俩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超越了部院官员的正常互动。细究其因,一方面在于他们特殊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于翁同龢与那桐的个人特质。那桐与翁同龢的关系揭示了官僚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是考察晚清官员关系的典型个案。

近代新教育在废科举后发展取向的偏差

近代新教育虽然在废科举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却又存在着种种问题 ,新教育的发展取向也由是出现偏差。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其频率之高,人数之多,情景之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惠安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介入防控,但以失利告终。惠安女自杀究竟缘何而起呢?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为女性普遍绝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加剧了她们的自杀倾向。而"金兰盟"的普遍存在则为自杀由个体行为走向集体行为提供了契机。这导致民国时期惠安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

近代福建鼠疫述论

鼠疫一直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对近代福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鼠疫流行时,民众、士绅、华侨、教会等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疫情,地方政府也采取有力措施来控制疫情。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遏制了近代福建鼠疫的蔓延。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与批判

传教士来华后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猛烈的批判 ,他们既批判科举考试空疏的内容和繁琐的形式 ,又主张保留八股时文 ;既赞赏科举制度的内在价值 ,又要求增加西学内容 ;既鼓吹兴办新学校 ,又倡议保留旧功名。这是传教士“以中较西”和调整传教策略的结果 ,又是近代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产物 ,也是部分传教士“中国情结”

清末废科举的文化效应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 2 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多重文化效应 :一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 ,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 ;二是瓦解了士绅阶层 ;三是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却导致了教育的贵族化 ;四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 ,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190 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促使国人思想的解放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瓦解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1948年福州水灾述论

1948年福州爆发特大水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场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灾之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赈款,救济灾民。各种民间组织如华侨、同乡会、教会、文艺体育界、新闻媒体等纷纷介入救灾活动之中。

试论清代台湾举人之诗歌

清代台湾因科举考试的实施出现了300多名举人,这些举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这使他们在台湾文学活动中得以大显身手,其诗歌创作便是例证。台湾举人的诗歌创作就其时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康(熙)雍(正)时期、乾(隆)嘉(庆)时期、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时期。台湾举人的诗歌创作就其内容而言是多方面的,有白描式的写实,有应景式的酬唱,也有文献式的记载等。台湾举人之诗歌与内地士人的诗歌不尽相同,自有其特色,体现为母题情结、民俗意识与方言现象。台湾举人之诗歌创作不仅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

清末民初新教育“转型期综合症”之探析

清末民初不但是中国社会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教育转型时期。新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患上了"转型期综合症",诸如教育管理混乱、教育精神扭曲、教育质量低下等。这不仅影响着新教育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试论洋务学堂的兴起及其影响

洋务学堂的兴起 ,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 ,改变了人们陈旧落后的观念 ,加快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 。

纪念废科举百年——试论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反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被迫宣布废八股,改策论,开经济特科,最后宣布废除科举。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并没有出现过激的行为。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传教士在华的宣传活动与科举制度的解体——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传西方教育思想,这既促进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科举改革作好舆论准备,并加速了科举制度解体步伐。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使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认识;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解体与留学教育在近代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联。留学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 ,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 ,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 ,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 ,这样 ,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

科举制度废除后私塾与塾师命运散论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私塾塾师的耕读生活从此被打断,他们顿时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不知所措。为了应对生活的困窘,大多数塾师被迫另谋生路,或进学堂做教员,或因势利导去经商,或远涉重洋去留学。尽管废科举给私塾造成一定冲击,但私塾仍是广大乡村中教育的主要形式,塾师也赖私塾得以继续生存,甚至还吸引不少新学堂毕业生加入其中。私塾在废科举后仍然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近代新教育的先天不足、私塾教育的乡土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韧性都为私塾存在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回眸中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便可发现传统私塾教育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需要重新发扬光大。科举制度废除后,私塾和塾师在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猛烈冲击下,仍然继续自身的历史表演,并以其极强的乡土性和适应性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凸显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

科举制度与清末社会问题

清末科举制度的存在致使赌博现象泛滥,走私活动猖獗,社会混乱不安,仕途壅堵不堪,科场作弊成风,考生人格扭曲。这使得科举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荡然无存,由是科举制度在清末走上了不归之路。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