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近现代中国艺术研究的历史——《近代艺术史研究资料汇编》评介

看到刘晨研究员主编的《近代艺术史研究资料汇编》即将面世的消息,非常兴奋,该汇编中汇集的文献资料定会成为研究者们着急要去探访的“宝地”。近两年间近现代艺术研究史料的刊印可以“井喷”来形容,比如广陵书社刊印的《近代美术史研究资料汇编》(50册,201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的《中国近代艺术文献丛刊·美术卷》(第一辑,50卷,2019年),这些丛书所涵盖的文献,各有侧重,对于艺术研究而言,可谓功莫大焉。

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又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隆重开幕。今年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周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充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封三介绍

十日八日,由棕色沙龙出面组织的“新空间——现代室内艺术作品展销会”在静安区文化馆举行。展览会上展出了上海部分青年艺术家及美术工作者的近百件作品。其中,陈燕清的喷绘艺术作品引起了人们尤其是新婚夫妇的极大兴趣。喷绘。又叫喷色画。这是一种使液体颜料气化喷洒在画面上的作画方式。其特点是色彩鲜艳、层次丰富、变化细腻。多用于工业广告、照相修版等方面。在国外。

公有制是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吗?

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打着理论探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苏绍智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断言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

何为“摄影”?——《摄影观念的演进:以“表征”为中心的考察》评介

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和飞速发展，“摄影”行为变得“简单”，几乎无处不在，“摄影”的边界似乎又重新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彼得·普拉根斯所言：“下一代摄影师——如果还会有的话——将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去恢复摄影与现实的特殊联系。而且他们必须用焕然一新的方式。”当代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奇（Fred Ritchin）已经在《摄影之后》当中开始描述“超摄影”时代的图景。

《艺术的力量》简介

艺术的历史之中从来都不缺乏惊世骇俗的艺术家。当卡拉瓦乔、贝尼尼、伦勃朗、大卫、透纳、凡·高、毕加索、罗斯科被西蒙沙马挑选出来，悬挂在艺术家“自我戏剧化”的链条上，并以一种戏剧化的修辞呈现之时，观看和阅读着的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为之心神摇荡。据本书的作者西蒙沙马介绍，BBC第二频道与艺术史家合作，试图探索艺术节目“如何才能呈现出一种‘创造性躁动’的戏剧性效果”，在《艺术的力量》这部纪录片大获成功之后，便有了这部书的诞生。

“艺林掌故”与艺术史研究——《百年艺林本事》简介

钱锺书曾经引用文学家梅里美的一句话：“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又接着写道：“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钱锺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对待“掌故”的态度确有不同，前者重“趣味风神”，甚至敷衍成新的文学故事，而后者重“真伪轻重”，或者干脆弃之不用。然而进入20世纪，学术研究的“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历史个体的“故事”也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掌故轶闻的史料价值渐渐彰显。

《智慧灯——弘一大师研究论稿》简介

《智慧灯——弘一大师研究论稿》一书是陈星教授近年来研究弘一大师的成果结集，该书收录文章讨论的话题涉及弘一大师生平轶事考证、作品考证、交游行迹梳理、文艺思想发微、学术界研究新动态等，该书有两个特点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文献考证；二是对弘一大师艺术精神之阐发。

史家之眼——《百里溪札丛》简介

研究海上鉴藏史，郑重先生的书不能不读。他的职业是新闻记者，拥有一支劲笔，与书画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又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多重因缘、时势的奇妙组合，使他在研究中，对书画史料的处理和运用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研究者的眼光。

修复如何理解艺术?——谈布兰迪的《修复理论》

1942年,意大利修复理论家布兰迪在其创立的中央修复研究院举办了一场绘画修复大展,“大胆展示了各种不带画框的老画,我们把它们挂在一个支架上,在支架的木板条和画作之间只有裸露的黑色幕布”。他引用了康德的观点作为策展的理论支撑:“假如装饰本身不是建立在美的形式中,而是像鎏金画框那样,只是依靠这种吸引力推销对那幅画的仰慕,此时它就称为‘虚饰’,且破坏了纯粹美”。

“不忘知识分子的一点责任心”——《清园文存》杂谈

“不忘知识分子的一点责任心”,是王元化先生在1995年初致林毓生先生的信札中说的一句话。这一年王先生已七十五岁。王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以往读过不少,由江西教育出版所出三卷本《清园文存》是其著述精华的结集。全书分为十类,我选读了“思想史篇”、“人物篇”、“书信日记篇”、“掌故篇”和“自述与自著序跋篇”,在广博的内容中,“不忘知识分子的一点责任心”仍可视为所有文字的浓缩,或者说是几十年学思历程的写照。

作为社会象征的艺术品——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角回到齐美尔的社会学视角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视角中,艺术品作为不同于自然物的、不以实用目的为主的、面向观众敞开的显现物是具有可理解性的,观赏者只要不断地与艺术品进行交流且形成深入的视域融合,就能够达成对艺术品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转移的,同时也正是这些不断变迁的"理解"使得艺术品成为流动着的、有生命的显现物。由此,我们就不能忽视以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学视角对于艺术品的研究,因为,艺术品作为社会中的产品同时也具有社会象征性,它在接纳观赏者理解的同时也引导并建构观赏者的理解,即艺术品正是由于特定的社会中所具有的某种时代精神而显现成观赏者所理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