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的办行方针

一、梁士诒其人 梁士诒是交通银行创办人之一。1908年交通银行成立时,任帮理之职。他既是交行官股大股东——邮传部的代表,又是商股的大股东之一。曾一度任交行董事会会长,两度出任交行总理。此人对交行早期的业务做法及成败,影响极大。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1869年生,21岁中举人,26岁登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903年经同乡唐绍仪介绍,入袁世凯幕府,袁当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唐绍仪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接替盛宣怀当了铁路总公司的督办,梁出任铁路总文案。

李经楚与周克昌——交行第一任领导人

交通银行是一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按常规其领导人应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但交行成立之初,由于商股筹集有一个过程,迟至两年后(1910年6月)方才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这次股东大会,仅选举董事两人,未成立董事会。董事的职责类似稽核,只是审查各行帐目而已。因此没有董事长,也没有委派总经理。最初的领导人是由最大股东邮传部选派的,称为总理和协理,专管总分行事务。他们均听邮传部堂官命令。邮传部另派管理铁路人员为帮理,其目的是沟通银行与铁路之间的联系、“使款目相互关顾,不至于有所牵制。” 按照奏定章程规定,交行的总理、协理必须有专门财政学知识,出洋考察过财政学,或曾在银行充当职员及曾办银号。

一个历史与文化的传说——读孙连远的小说《宝桃》

小说《宝桃》(载《山东文学》九二年第二期),通篇以“我”的叙说讲起爷爷当年不畏强暴、宁死不折的倔(?);大胆追求奶奶时的阳刚气魄;尤其动人肺腑的是那护卫不使肥城桃濒临绝种的侠义行为。这是回顾,是历史,也是一种文化的传说。肥城产桃,因它的蜜多肉厚而享誉全国,肥城也就成了著名的桃乡之一。李家大行是肥城最有名的大地主,年年都扩大桃行,财大气粗。爷爷凭着他那对贫富不均的义愤,一天拂晓竟大胆地偷摘了李家的宝桃(桃王),宝桃是种桃人的吉祥,是种桃人的魂魄,爷爷的这种举动按桃行的规矩,实在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只有下跪求情了却此事。爷爷毕竟是桃农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

交行早期的股份制与资本构成

一、早期的股份制 交通银行在筹办时,清政府批准的章程中曾明确指出:“该行照有限公司办法,股份以外,不得向股东添取银钱,即有亏欠,与股东无涉。”,“该行先备资本银五百万两,分为五万股,每股库平足银一百两。由邮传部筹款认购二万股,其余三万股,无论官绅商民人等均准购买。”以后在民国三年(1914年)公布的《交通银行则例》中,其第一条即明确“交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发行钞券始末

交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中最早发行钞券的银行之一。早在1907年清政府批准的《交通银行章程》中,就有“印刷通用银纸”的规定。交通银行从1909年开始发行钞券,至1942年6月发行业务结束,前后持续达三十三年之久。 交通银行发行钞券的过程大致可分为 三个时期: 一、银两券和银元券时期 (1909—1914年) 清末民初,中国的货币制度相当混乱,

交通银行创建史考

交通银行创建于1908年,正处于清朝末年政治、经济动荡之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交通银行的成立,除了各种各样动机外,也有着一定的爱国进步意义。 一、募债赎路,挽回利权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我国争夺势力范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铁路借款合同,通过借款掠夺我国的铁路修筑权。如,美国合兴公司取得了粤汉铁路的借款筑路权,英商怡和洋行取得了苏杭甬铁路的借款筑路权,代表俄、法、比三国金融资本的比利时公司取得了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的借款筑路权。 借款筑路的条件是很苛刻的。以1898年签约的芦汉铁路为例,借款总额为11250万法郎,折合白银约3042万两,在借款合同中,除规定的利率和还款期限外,还有如下的一些条款:1.由比国公司建筑芦汉铁路及展筑支路;2.代购筑路材料;3.监督财务;4.比国公司所派经理有调度管理权;5.比国公司每年分取余利二成:6.借款收支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等等。

旧中国中行、交行的两次停兑风潮

一、1916年与1921年的两次停兑风潮 1916年5月12日,正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琪瑞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北洋政府国务院突然下达命令,停止中、交两行钞券兑现。停兑令说:“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银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博,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对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

1927年4月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即开始建立其金融垄断体系。同年10月,颁布《中央银行条例》,经过一年的筹建,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相继颁布《中国银行条例》和《交通银行条例》,通过增资控股的办法,将我国这两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其中,对交行的控制,是通过两次改组完成的。 一、1928年11月对交行的第一次改组 1928年11月1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交通银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直奉战争、北伐战争期间的交通银行

在1922年和1924年,旧中国曾发生过两次直奉战争,即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为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这两次战争,都和交通银行特别是梁士诒个人有密切关系。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1922年4月。此前,北京政府因中、交两行停兑,发生财政金融危机,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由梁士诒出面组阁。梁组阁仅一个月,即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攻击下台。不久,吴佩孚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举兵讨伐,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所谓十大罪状之一,便是张作霖把“洪宪祸首”梁士诒“举为总揆(理)”。这次战争以奉军失败而告终。

张謇、钱永铭出任于危局

一、二次停兑后交行面临危机 交行第二次停兑风潮过后,曹汝霖辞去总理职务,董事会遂于1922年2月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改选原交行董事蒋邦彦为总理,陈福颐为协理。 会上,董事会提出,交行新经巨创,函待补救,因拟定今后业务大纲四项:(1)营业方针。力谋避免政治借款,以其余力趋重于工商事业;(2)发行独立。准备七成现金,三成证券,不得与营业金混合。

民初的两个中央银行及中、交两行合并之争

一、民初的两个中央银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我国尚无正式的中央银行,当时代理国库和承担主要发行职能的是两大官商合办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它们都在实际上发挥着中央银行的某些主要职能。民国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正式申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信用夙著,历年经理公库,流通钞币,成效昭彰”,从而确立了中。

抗日战争初期交行的机构和人事变迁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初期,交行的机构和人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大批分支机构撤退或撤消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沦陷,交行在沦陷区的机构不得不向安全地区撤退。当时,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等主要城市,都有外国租界,由于日本尚未向英、美宣战,租界就成了不受侵犯的安全地带,沦陷区的金融机构就向附近大城市的租界撤退。例如,交行设在包头、归绥、张家口、石家庄等地的支行,就撤退到天津市租界内;

三十年代交行业务的发展

交通银行经过1928年和1933年两次改组后,已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为中、中、交、农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三十年代中期,交行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扶持,在机构设置和业务经营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经营江北,开发西北,发展闽粤 江北指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滨江临海,物产丰富。张謇在世时,曾以开发江北为己任。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后,也有建设大江北的打算。交行为实现发展实业的使命,决定在江北一带广设机构,开拓业务。江北机构的设置,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以南通为起点,经如皋、东台、盐城、板铺到连云港;西线以扬州为起点,经高邮、宝应、淮安、宿迁到徐州;介于东西两线之间的有黄桥、泰兴、姜堰、溱潼等行处,从而完成了江北支行网的建设。 西北指豫西、陕中一带,是著名的棉花产地。交行自1934年后,决定沿陇海路向西拓展业务,选定洛阳、陕州、灵宝、潼关、朝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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