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韦伯式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

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从其起源于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传统来看,它继承了几个倾向。不管研究者的具体聚焦点为何,他们都有着就国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大规模归纳的偏好。关于国家的观念本身也带有传统欧洲国家形式的印记,仍然将其描绘为科层制的、韦伯式的官僚机构。与这种国家观相一致,该领域的分析者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即假定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并不总是实际上分开,但也可以在分析上作出鲜明的区分。本文指出,事实证明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不足以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种种趋势都已经改变了韦伯式国家和与之相伴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总体类型。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增加,并趋于多样化和采取多种形式。将国家与民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想象可能也正在逐渐变化。多个领域的研究,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到本地治理、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学,都揭示出通过传统国家—社会二分法手段几乎无法充分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eyond the Weberian State

作为一个探索领域，国家一社会关系研究的涵盖范围，从国家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的出现（Ert-man1997），直到当代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不同经济发展轨迹（Evans1995；Kohli2004）。有两个基本概念对这个领域作出了界定。首先，国家一社会关系研究某种程度上研究的就是国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