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从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1930年代“浙省密报事件”研究

19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其实是指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或"宣传赤化电影"等,它是一种有待国民党发现的电影类型。1933年4月浙省密报事件中鲁涤平提交的呈文,是国民党发现"左翼电影"的开端。但鲁涤平并非通过直接观看电影,而是通过阅读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的。他之所以能够从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是因为左翼影评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具有浓厚的大众化和意识论倾向,旨在暴露电影中潜在的或显明的"阶级"成分。故鲁涤平可通过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

中共与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关系

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上海几大电影公司。这些"左翼电影"或由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编导,或为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催生,表明其与中共存在密切关系。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使得中共可以组织左翼影人在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进入电影公司编剧、导演或主演"左翼电影"。

从《申报·电影专刊》看观众对“左翼电影”的反应

"左翼电影"是中共试图借助电影进行革命动员而产生的一种电影类型。为了进行革命动员,"左翼电影"试图暴露阶级矛盾,并指示出解决阶级矛盾的出路。从上海《申报·电影专刊》所载观众有关"左翼电影"的评论可知,"左翼电影"所暴露的工农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基本上为各类观众所感知、认同,甚至由此唤起了他们对工农阶级的同情,从而支持、参加或领导工农运动。大部分"左翼电影"所指示的解决阶级矛盾的出路(个人斗争、社会改良等),却遭到了各类观众的反对。他们在互相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得出了两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是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反帝,第二条出路是民族性反帝。前者可以弥补"左翼电影"在指示出路方面的不足,使它更能积极地发挥革命动员的功能。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院的放映轮次分级制再探 以国片影院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以放映国产影片为主的电影院,总共有20多座。它们分布在上海市公共租界中区、法租界、老城地区等八大区域。这些国片影院的放映轮次,将因应影片的卖座程度和影院自身的排片策略而前后波动。其波动范围小则1至2轮,大则11至12轮。我们难以据此发现国产影片在上海各大国片影院轮映的基本规律。这时便需进一步探讨上海国片影院分布区域和各大区域内部国片影院的放映轮次。上海市国片影院分布的八大区域,被区分为首轮、次轮、后轮区域;上海市各大区域内部的国片影院,也被区分为区域首轮、次轮、后轮影院。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国产影片在上海各大国片影院的轮映规律。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改组再探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简称'教内电检会')的改组,与国民党各方相继指控其审查失职、通过'左翼电影'密切相关。其中'国民党各方'不仅包括党务、宣传系统机构,而且包括行政系统机构、非官方组织。但最终促成教内电检会改组的,是非官方组织而非官方机构。这是因为,该非官方组织对一些争议性电影采取了'教育的与左翼的混合型解读'模式,由此驳倒了教内电检会所采取的'教育的解读'模式,最终坐实了国民党各方对教内电检会失职通过'左翼电影'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