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的政治认同：东正教内部关系及跨界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疆地区。研究后苏联民族冲突的学者一般认为,民族认同在民族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全面。本文以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例,从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以及比萨拉比亚东正教会内部关系探讨政治认同与民族冲突问题,认为研究跨边界行为者对认识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的认同政治是有利的。

1884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的创建与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1860年前后,《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罗斯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新领土,俄罗斯政府开始讨论在远东地区设立新总督区的方案。但直到1884年,才最终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20多年的拖延和讨论不仅仅因为官僚体制的效率低下,更是由于该总督区的设置涉及到整个俄罗斯亚洲部分领土行政区划的全面调整,势必造成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而且将引发很多复杂且难以调和的问题与矛盾。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和中亚的扩张使得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一条漫长的边境线,任何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领土区划的改革都要在这种中俄全面竞争的背景下进行,俄罗斯政府必须综合考虑中亚和远东领土区划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争论与磨合,俄罗斯政府最终决定打破很多旧的传统,对整个亚洲部分领土的行政区划进行全面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于1884年创建了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完成了俄罗斯亚洲地区的权力重构。

2月24日之后斯拉夫欧亚的危机:重访晚期苏联

本文将原苏联领土上最近发生的危机解释为1989—1991年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延续。苏联的民族地域联邦主义将各个族群的认识政治化和原生化,最终在苏联经济改革后期造成了激烈的民族冲突。普京以他的历史观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其基础是对乌克兰历史的泛俄式的理解。这种对历史的政治化让我们想起了苏联后期的分离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当时,一些自治单位希望从所属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分离出来,留在苏联境内。然而,国际社会无条件地支持母国(前加盟共和国),要求分离国(自治单位)回到母国,并通过“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 juris)的国际法原则将母国的这一提议合法化。一些自治单位已经成为不被承认的国家,而其他自治单位(例如克里米亚)则积累了不满情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8年后原苏联地区的所有战争都是晚期苏联分离冲突的重现。克服分离冲突最流行的外交方案——联邦化——几乎没有效果,而另一方案——土地换和平——也没有取得突破。被激怒的冲突各方倾向于转向单边甚至军事方案:使未被承认的国家成为保护人国的保护国(2008年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由母国重新征服(2020年的卡拉巴赫),以及由保护人国摧毁母国(2022年的俄乌冲突)。因此,我们其实是站在需要新思维的老问题面前,而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将俄罗斯的行动视为对现有世界的空前挑战,并提出了过时的解决措施。

顿巴斯战争与前线城市中的政治——以马里乌波尔、克拉马托尔斯克为例

本文比较了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较量前线的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城市政治。2014年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曾占领这两座城市,但乌克兰又夺了回来。两座城市都是公司城(单一城市),大工厂的负责人(经理人),又称"工作职位给予者",对城市的决策拥有决定权。本文比较了两个城市的领袖在顿巴斯战争前如何应对里纳特·艾哈迈托夫商业帝国的扩张,战时又如何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打交道。由于乌克兰方面分化了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家大公司,获得其中一家大公司的支持,导致两座城市在战后建设中走向不同的方向。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选举竞争白热化,而反对派集团(前地区党)在马里乌波尔继续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