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绩效管理目标的“失焦”与“聚焦”——基于价值导向视角的分析

绩效管理目标定位是地方高校绩效管理的核心问题,对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重要影响。基于价值导向视角分析,地方高校绩效管理目标定位存在“排名导向”功利性、“量化导向”片面性、“亮点导向”表象性等“失焦”问题。绩效管理价值目标不清晰、绩效评价主体缺位、内外部绩效评价制度不完善是绩效管理价值目标“失焦”的主要原因。开展绩效评价元评价、鼓励第三方评价、健全绩效管理制度是地方高校绩效管理目标“聚焦”的可探索路径。

寒门子弟何以考取科举功名——基于清代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定量分析

科举制为传统社会寒门子弟提供上升流动机会,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本文通过考察《清代朱卷集成》和《未刊清代朱卷集成》中浙江籍举人、进士朱卷履历,定量分析其中的受业师、家庭成员和家族成员信息,探析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取科举功名的寒门子弟在教育条件上与生监家庭子弟没有显著差异,受业师是举人考取进士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机会获得是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根本原因;家庭文化资本是教育条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家族文化资本保障了天资聪颖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

“教育共同体”刍议

教育共同体是基于一致的教育信仰,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在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共同体。教育共同体交叉呈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本质意志是形成教育共同体的关键,继承惯例和集体记忆是培育教育共同体的应有要素。

发挥研究生会教育功能的工作策略

研究生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在研究生培养、校园文化传承、学风建设等方面能发挥积极的教育功能。组织建设是发挥研究生会教育功能的基础;集体活动是发挥研究生会教育功能的途径;迎新工作是发挥研究生会教育功能的契机;换届选举是研究生会教育功能持续的关键。

浙江高校自主招生的模式创新:“三位一体”综合评价

浙江省自2011年开始试点推行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将考生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统一高考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成绩,以此作为高校招生录取依据。"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传统高考招生模式,但也面临着若干需要改进的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多元评价,"三位一体"招考实践对于浙江省与上海市即将推行的国家高考综合改革试验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科举家族联姻与教育机会获得——基于清代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考察

科举考试制度为社会流动创设了通道,而教育条件是科举社会士子获取功名、实现上升流动的根本保障,科举家族联姻成为增进和共享教育资源的重要路径,文化资本则是科举联姻的首要匹配条件。考察《清代朱卷集成》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可以发现科举家族联姻的"门当户对"特征,科举人物父母双方的家庭出身存在显著相关性。科举联姻一方面带来了母亲"庭训"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带来了家庭文化资本增量,以母舅、岳父为代表的姻亲在家族受业师中占有相当比例,这在更大范围为士子提供了获得教育的机会。

中美高校本科生专业选择模式比较研究

中美高校的专业内涵、专业设置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科生专业选择模式也迥然不同。本科生专业选择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入学前的专业选择和入学后的专业选择两种形式。入学前的专业选择模式不同是高校招生模式差异所致,入学后的专业选择模式不同源于人才培养模式差异。美国高校本科生专业选择模式对我国高校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

博弈视角下的科举制度兴废分析

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与皇权在察举制下的重复博弈,士阶层最终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其中,科举制度便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作弊与防弊的内部博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公共地悲剧"是科举博弈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兴废历程对今天的教育考试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母亲受教育状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分析

科举考试是科举时代促进社会流动、重组社会分层的工具,教育是士子获得科举成功实现代际流动的最重要条件。从清代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看出,母亲是家庭启蒙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对士子科举成功发挥了积极作用,家庭出身可以判定母亲的受教育状况。统计分析显示,母亲受教育状况对清代科举人物的考试成绩有影响。

教育的责任——再读杜威

杜成的教育理论产生于美国,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教育理论,充满着浓厚的现代气息,其价值是超越国界的.在杜威看来,教育首先是"延续社会生命的工具",在促进积极民主、构建社群和形成公民参与理念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教育之于人类社会的责任.再读杜威著作,对反思我们今天教育存在的问题仍有启发意义.

“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

科举考试制度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研究者争议不断,形成"流动派"、"非流动派"和"中间派"三种科举流动观点。二元社会分层思维和流动参照点选择差异是造成各方分歧的关键,这是科举流动标准设定问题,也是科举流动条件辨析的问题。从"分层流动"视角考察,科举流动是一个代际渐进的过程,教育是科举流动的根本条件。

构建“合作网络” 培养创新人才

合作网络,兼具合作学习和创新网络双重内涵,是学习者结成合作互动关系进行知识交换、创意交流、思想碰撞的资源平台,是创新人才的成长土壤。从知识结构、合作伙伴、区域交流等视角多维度构建校园"合作网络":从课堂学习小组到跨学科交流;从师生互动到师师、生生互动;融汇校园内外的网络延伸。消除阻滞合作的制度障碍、建设"合作学习中心"是构建合作网络、营造"动态"校园文化氛围的必要保障。

科举时代士子教育的家族特征——基于清代浙江乡试朱卷履历的分析

科举社会没有国民教育体系,家庭或私学是士子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场所,有过读书经历的父母兄长和家族成员广泛参与教育活动。清代浙江乡试朱卷履历中的师承记录显示,超过70%的科举人物有1位到12位不等的家族成员担任蒙师或受业师。承担教育职责的家族成员功名身份不一,血缘关系多样,有近亲、远亲和外亲,鲜明呈现了科举时代士子教育的家族特征。

科举“虚荣”名称辨析

科举制度演进过程中产生过许多反映士子虚荣心的名词,这些名词尚存在于历史遗迹中,常常混淆后人视听。考察清代科举人物的朱卷履历,则能发现更多科举社会的"虚荣"名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低级功名高级化虚饰;第二,捐纳功名合法化修饰;第三,封赠荣誉扩大化掩饰。科举社会的"虚荣"现象是人们尊崇科举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等级社会科举人物凸显功名身份的重要方式。

清代书院“课试”的现代启示

书院是科举时代的高等教育机构,"课试"是书院主要教学方式之一。清代书院的"课试"分为"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官员主持,是书院官学化的表现,是书院办学质量的外部衡鉴手段;"师课"由书院教师主持,是书院教学质量的过程化评价方式。清代书院"课试"在教学目标、过程评价、学业标准等方面对现代大学有重要启示。

虚拟学习社会:网络世界的乌托邦?——与裘伟廷先生商榷

网络科技的发展正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关注虚拟空间的教育学习形态是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裘伟廷在《虚拟学习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然而,由于对教育功能的忽视,作者对未来虚拟学习社会的实现持有不确定态度.作为学习型社会的延伸,虚拟学习社会的建设同样离不开教育,正视并解决作为现实投射的虚拟社会问题,虚拟学习社会不是永远的乌托邦.

探索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优化机制——以宁波大学为例

社会需求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高校专业优势和劣势之间的转化,专业结构调整则是高校培优汰劣的过程。针对专业结构调整的困难,宁波大学秉持"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的教育理念,通过大类培养、专业分流的"平台+模块"培养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专业结构调整的动态优化机制,在有效促进专业内涵建设的同时,增强了大学人才培养对社会需求的主动适应性。

基于有效教学的大学通识核心课程质量标准

通识教育课程质量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环节。围绕通识核心课程建设,急需根据通识教育目标,推进通识课程的有效教学,探索建立学生中心、科学合理、持续改进的通识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组织实施"五维目标"导向的通识核心课程质量标准建设。

区域制度环境对产学嵌入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地理距离对知识流动的限制越发明显,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仍存在诸多科技“孤岛现象”,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产学协同创新已成为可能与必需。基于产学协同创新理论、组织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影响产学协同创新的关键环节——嵌入性关系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与回归分析,检验了区域制度环境对产学嵌入性关系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制度环境的管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要素对产学嵌入性关系的四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流大学对于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高考外语:回归分数权重的均衡点

高考外语分数权重过高,导致了不利于教育公平、中华文化传承、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改革势在必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高考外语权重100分是考选公平和学科地位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