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话说“暗器”——从“流星锤”到“血滴子”

“暗器”是武侠小说中常用的“武器”之一,但从未列入“十八般武器”之中。大抵上,“暗器”予人的印象,一定是小巧细微,难以用肉眼察觉,可以在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以偷袭的方式攻击,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在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什么金钱镖、梅花针、铁蒺藜、袖箭、弹丸,的确也是形制偏小,符合这个概念的。当然,由于其形制较小,杀伤力较弱,即便能够伤敌,却未必能够迅速降低对方的攻击力,甚而致命。

女侠的萌芽——《谢小娥传》新解

在唐人小说中,出现过不少女性的侠客,如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贾人妻等皆是,有不少学者在讨论唐代侠客之时,往往也将《谢小娥传》纳入其中,对谢小娥为父、为夫报仇的坚毅勇决、智慧机敏赞誉有加,连《新唐书·列女传》都有记载。不过,谢小娥是否可称得上是“侠女”或“女侠”,却不是如此顺理成章的。《太平广记》虽有“豪侠”一类,却未将此篇纳入其中,反而归类于卷491《杂传记》中;而另一篇显然是同一故事而由不同人撰写的《尼妙寂》,则是收在卷128的《报应》中。明代王世贞编选《剑侠传》,未收录此篇,甚至邹之麟的《女侠传》也未见记载;唯独徐广的《二侠传》,将其列入卷18之中。其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9,将其改编成白话小说《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并以“侠概惟推古剑仙,除凶雪恨只香烟。谁知估客生奇女,只手能翻两姓冤”称道其为“侠”。在这里,引发出一个向来混沌未明,而且颇受误解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侠”?紧接着,又一个问题,在向来专属于男性称呼的“侠客”群中,女性侠客是如何崭露头角,因而引发瞩目,在后世占有一席之地的?

台湾查禁武侠小说之“暴雨专案”始末探析

"暴雨专案"即"暴雨项目",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特别针对单一文学体式武侠小说展开清查、厉禁的一次政策性行动,定案于1959年年底。1960年2月,台湾全省七个县市同步实施扫荡、清查工作。这是延续着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所实施的"戒严法""出版法"而来的一项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所谓"附匪""陷匪"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宣传、流播从而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思想,但剑锋所指,则系针对当时普遍流传于台湾的金庸武侠小说,连带波及了当时香港的诸多作家。香港作家武侠小说之遭查禁,是对原已被封禁的大陆旧派武侠小说雪上加霜,等于完全斩断了台湾武侠小说与大陆血脉相连的脐带。厘清"暴雨专案"始末,对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而言,无疑甚具观察、分析的意义与价值。

武林秘籍:武侠小说“情节模式”论之一

“武林秘籍”在武侠小说中频频出现,皆受瞩目,是武侠小说常见模式之一。“武林秘籍”模式导因于“武”,从“武林盟主”、“武林至尊”的区别中,可以发现在武侠小说中,武功是最关键的因素。“武林秘籍”的设计具有高超性、隐秘性、神异性、灵妙性、正宗性、道德性的特点,对小说的情节设计及推展具有枢纽作用。

从“刺马案”到《投名状》——由历史到文学的转折

"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8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刺客张汶详刺杀而亡,张汶详则当场就逮。事件发生后,朝野震惊,迅即展开审讯工作。这起案件,官方以"挟嫌报复"定谳,但人心未惬,众议汹汹,传言纷起,渔色负友、通回卖国、丁日昌买凶、湘军高层买凶、反洋教者买凶之说,蜂然涌现,"真相"如何,至今仍未能遽断。"刺马"案是历史事件,各时代对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诠释,这在历来史部载籍中即有所反映,而文学、艺术作品,则更大肆的利用历史所遗留的缝隙,展开虚构,并于虚构之中涵藏新的诠释。自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以下,"刺马"案即以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加以转译、解读,其中"渔色负友"是最主流的诠释,其情节结构也最具探讨意义,而最主要是藉人物的"定性"与"定位"作开展,这也是历史转折向文学最重要的途辙。《投名状》杂糅了"渔色负友"与"政治阴谋"为一,为人物作了新的"定性"与"定位",具有人性的高度与史诗的格局,不但凸显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展现了当代对历史事件的新视野。

“鬼派”小说平议

台湾的"鬼派"小说,约盛行于1962-1971年间,是台湾武侠小说"四大流派"之一。"鬼派"之说,由叶洪生首先提出,并予之较低的评价,其影响极大,故论者向来皆持贬抑之心看待"鬼派"。实则,"鬼派"虽取法还珠楼主中的"邪魔外道"之恐怖、血腥,但并非叶洪生所谓之始于诸葛青云的《夺魂旗》。从创作时间来看,田歌乃是最早的"鬼派"创始者,陈青云继之,在当时与武侠漫画共生下,带动一时风潮。从其成就而言,陈青云则允称为"鬼派大当家"。"鬼派"从用字上即可看出其"非鬼即魔"的特色,其"恨意"充盈,喜用阴森鬼魅之场景、血腥残酷之场面营造气氛,而以"隐情""偏激的人物性格""迅急快速"的节奏,带动故事发展,以曲折离奇取胜。因而较乏人性深刻的摹写。"鬼派"曾吸引过相当多的读者,而以阴森恐怖的气氛创作小说,未尝不能发展成一别具特色的武侠体式,"鬼派"小说也就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颠覆与创新——孙晓《英雄志》述评

在"后金庸时代"的武侠作者群中,如何"超金越古",是一个百般纠结、难以缓解的迫切命题。许多后辈作家,从种种角度出发,欲有所变革,但总无法逾越金、古两大家的藩篱。孙晓的《英雄志》是其中最值得观察、评论的一部作品。《英雄志》有两点最引人瞩目:一是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对"正义""仁义"的坚持信念,引领读者能更深一层探究所谓的"正义""仁义"的底蕴究竟"是如何""可以如何"的深刻命题。二是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纯文学的技巧,为武侠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写作手法。《英雄志》虽然尚未完帙,但其展现出的"颠覆"与"创新"特色,实足以视为"后金庸时代"武侠创作的高峰之一。

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

武侠小说有“旧派”与“新派”之别,大抵上以1949年为断限;但台湾的“新派”发展较晚,始于1964年左右。“旧派武侠”与“新派武侠”各具有不同的风格与特色,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任何的“新”,都是从“旧”衍生、发展而来的,不可截然二分。“旧派武侠”从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南向北赵”开始,是在一片“强国强种”的意识下兴起的;其后有还珠楼主等“北派五大家”继起。通常篇幅甚长,受到连载体式的限制,结构散漫,但读者群已大量增加,且专业作家也开始投入创作行列之中。“新派武侠”以港、台为重镇,香港以梁羽生、金庸为创始,较著重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台湾则先是有继承“旧派”的郎红浣为先行者,1964年左右,陆鱼、司马翎等开始步入“新派”领域,而在古龙的手上,发展到巅峰时期。“新派武侠”的特色有六:在主题方面呈显出多元化的趋势,在人物描写上细腻深刻,在情节结构上较为完整,插敘减省、节奏增快,且擅于运用崭新的敘事手法加以创作。1980-1985年,金庸封笔、古龙殁世,“新派武侠”逐渐式微,虽犹有作家努力不懈,欲超金迈古,但大江东去,武侠风光的一页,终于掀翻过去。

“金庸小说”与“金学”

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的重要门类,而通俗小说诉诸读者层面的所思、所感、所受,与中国传统文学以作者为核心,强调社会效用及教化功能的理论大相径庭,因此也向来为主流学者所鄙夷不道。金庸的出现,以其优秀杰出的作品,突破了此一拘限中国文人千年以上的框架,使武侠小说得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这是一个武侠研究乃至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要契机。金庸虽已往矣,然“金学研究”才正要掀开其崭新的一页,如何藉用目前已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重加检讨思索,从层面的拓展、方法的革新上齐步而进,避开只以金庸小说为单一对象的盲点,未来研究的发展应是可以期待的。目前最迫切的奠基工作,首在于扩大研究班底,组织研究团队,并建立“金学数据库”,这将是当前建构“金学”的要务。

林纾《傅眉史》与“武侠小说”的兴起

民国以来,武侠肇兴,实皆出于一股"强种保国"的理念,每欲藉武侠小说以雪国耻。论者过去皆以为"武侠"二字连读,从未见之于籍载,且有林纾之《傅眉史》为首张"武侠"之目者。然据资料所见,早在元代的苏天爵,即已援用"武侠"二字,且其意与现代差相仿佛;且见南山人之《金钏缘》才是最先以"武侠"为目者。尽管如此,由于林纾及包天笑之影响力,细探林纾之如何以武侠为嚆矢,更足以显现出其居于武侠体式的关键意义。

《莺莺传》中的张生不是负心汉

“西厢记”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久远,崔莺莺与张生(君瑞)的恋情,也始终受到相当多的关注。尽管在其后,如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乃至影响最深远的王实甫《西厢记》,以如何赞叹艳羡且充满圆成之意的改编,替这段恋情谱写出才子佳人、佳偶天成的感人情节,但如果从其最早渊源的《莺莺传》看来,崔张的这段恋情却是以“悲剧”收场的,莺莺别嫁,张生发表了一段“红颜祸水”论,从此以后,各不相干,可却引发了近代学者无数的议论。

《聂隐娘》与唐代“剑侠”

《聂隐娘》一文,出自于唐代裴铏的《传奇》(一说出于袁郊的《甘泽谣》),《太平广记》将它归于"豪侠"一类,所谓的"豪",可以依其字义,指涉多种不同的层面,但其中"豪"所涵纳的巨大影响力,如"豪强""豪雄""土豪",与其不受常规检束、任性而为的行事风格,如"豪放""豪迈""豪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武侠小说与历史

小说虚构,历史记实,是小说与历史最简单的区划;但其界线向来很难分辨。小说自有其自塑的时间与空间,这就是小说的历史;虽然可能取真实的史事加以敷衍,未必须完全合乎历史。武侠小说由于其古代性,故常与历史相关联。武侠小说对历史的运用,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方式:(1)取历史上的某一人物为主角,陪衬若干虚构的人物,而展现整体具有历史脉络的武侠故事;(2)取历史上某一朝的史事为背景,而以虚构人物为主角;(3)取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为背景,划出轮廓,凸显此一时期中的某些特色;(4)虚构出历史上所未曾有的朝代,让侠客在其间生活。欲将武侠与历史相结合,必须充分掌握到史事,而不同的史观,影响到对史事的诠释,亦足以展现出作家的史识。金庸武侠小说对历史的运用最脍炙人口,主要是得力于其虚实相生、其虚若实、虚实相融的技巧,但过于浓厚的历史癖,有时不免成为一大缺憾。云中岳的武侠小说,采取复古的方式,细摹当时社会的种种情状,使读者如真的置身于古代氛围之中,展现出与其他武侠作家完全不同的特色。孙晓的《英雄志》,以明代历史为粉底,虚构出一个历史时空,藉此重新思索武侠小说中的正义问题,既深刻又充满省思的力道。武侠小说基本上着重的还是人性,但诸作家对人性的解读及着重点不同,而各有其别开生面的思致。

《万年清》与武侠小说

《万年清》从咸、同之际问世以来,糅合了前此侠义小说的诸多特色,藉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民间传说展开,带出广泛流传于闽、广二地的南少林传奇,尽管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上很难称得上是佳作,但却相当意外地,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间,掀起不小的浪潮,先是有江喋喋的《少林小英雄》推衍其绪,将其中原带有浓厚“市井英雄”色彩的人物,敷设成侠客型的英雄,然后又在夙具强烈革命意识的“广派”作家如邓羽公、我是山人手中,进一步赋予其“反清抗暴”的正义形象,最终又在香港电影的推波助澜下,广泛且深入地流播于民间,寖至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奇,“市井英雄—侠客—志士”的演化路径,可谓相当清晰,从中正可以窥见一个英雄从诞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步加深其道德形象、矫正其行事风格、标榜其爱国忧民意识的。民国以来,武侠小说盛行不衰,而从侠义小说蜕转成武侠小说,无疑地,《万年清》起了关键作用。

“人生如梦”的不同诠解——评说《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

“人生如梦”,虽是一句常言俗语,但细思之下,却富涵深刻的哲学思想、文学思致与人生观照。在唐人传奇中,以“梦境”为小说中主要结构的作品相当多,如《秦梦记》《三梦记》《杜子春》等皆是,而其中沈既济的《枕中记》及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无疑是最获瞩目的,有关这两篇小说的讨论,篇章甚多,精辟的论点也不少,在此不一一枚举,仅从“人生如梦”的角度诠说这两篇小说不同的意旨。

《杜子春》如何解读

唐人小说《杜子春》,向来有两种不同趋向,甚至彼此对立的解读方式,一是以李元贞、乐蘅军、梅家玲为代表的,认为此篇小说是藉杜子春的“试炼”过程,强调人间天生自然的“亲子之情”的可贵,并以此质疑或批判在唐代普遍流行的“佛道思想”;一是以龚鹏程、张火庆为代表的,认为这篇小说是站在道教“成仙”的高度,悲悯世人摆脱不了人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尤其是人世亲情的羁绊,故此无法脱胎换骨、得道登仙,是篇宣扬“道教思想”的小说。尽管有如赖芳伶等学者企图调和其间,“两可”其说,但毕竟还是忽略了一否定、一肯定,是完全从不同角度看待的事实,其间壁垒森严,是绝无调停折衷的可能的。究竟李、龚二派的观点,何者才真正符合《杜子春》的主题,的确是需要重新思考检验的。

《非烟传》新读

步非烟的故事,在宋代以后流传颇广,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步非烟与赵象之间的爱情在唐代开启了对男女情爱的关注风潮后,已逐渐深入人心,被认可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经历,故尽管两人的爱情明显是偷情、违礼的,却为人津津乐道;一是其中借步非烟与赵象间酬答应和,引述了大量的诗篇,不但词藻优美,而且情意缠绵,令人感同身受。

《虬髯客传》新读

《虬髯客传》是唐人传奇中无论是写作技巧、主题意涵及思想内容都相当优秀的一篇作品,历来讨论、分析过的文章不胜枚举,但要如何才能读出其内中的要义、掌握其精髓,相对来说,就不是一般只概略地粗知其故事内容、人物形象而能够达成的了。在这篇《新读》中,本人将从几个虽属人皆所知,却又未必能综合观照的角度,作更进一步的理解及省思。

古典小说中的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民俗中备受重视的节庆。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元宵"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日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富含多维语意的"词语"。此一词语,纳涵了欢乐、热闹、璀璨、狂乱等意义为一。诗文中对元宵的摹写,通常以这些基调为主体,直接描绘其闹热喧腾、君民同乐的景象,这是"正声";其后,加入了"时间"的因素,凸显个人身世的感伤与不同视角的观察,从而在热闹喧腾之外别生感慨与批判,此为"变征"。小说中的元宵节是作者刻意虚构的空间场景,作者从元宵原有的基调开展,或借奢华的场面隐含讥刺、转换主题,或借热闹、混乱的场面刻划人物、开展情节,或借男女不禁,敷衍风流佳话,或借灯谜以炫学、刻划人物、暗示情节等,不一而足,不但使小说充满浓厚的传统气息,更充分展现了小说中场景设计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