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信仰与“情感作用”——鲁迅民间文学和新文学论述中的身份认同

鲁迅的民间文学与新文学论述中的"民众"立场一以贯之,这与其自身对民众的情感体认相关,也与其1927年以后向左翼思潮的靠近相关。与周作人的"俯视"民众相比,鲁迅试图以"臣服"民众的方式修改知识分子自身的形象,无疑提供了近代以来文学改造与文化变革的另一种思路;但他的"民众"信仰中所隐含的对大众化、集团化的过度推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激进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宣传的思想资源。

周氏兄弟与冯省三

冯省三之所以被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关注，不仅因为他是1922年10月北京大学“讲义风潮”（或称“讲义费风潮”）中的被开除者之一，更因为他热衷于世界语运动而与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结下了近乎师徒的情谊。然而，此前涉及冯省三的文字，往往偏重于通过他在“讲义风潮”中的遭遇，借此探讨鲁迅、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思想立场①，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对"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等仙台留学经历的多次叙述中,鲁迅将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情感和心理依据;然而,"仙台叙述"的文学真实与当年仙台留学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实与鲁迅后来重精神、轻体格的启蒙立场及身份认同有关;此外,经由对以往留学经历的重现、"选择"乃至"虚构",鲁迅回顾并确认了自我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也以向世人昭示的方式提供了人格形成的"榜样"。如是,鲁迅塑造了一种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呈现了他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

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五四”时期邓中夏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邓中夏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非专门学者的角色,但他的学术研究,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却算得上居功至伟。"五四"时期,邓中夏对"实行"一面的选择,及其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的自我塑造,确然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知识界求新、求变乃至自我改造的时代风气。进而言之,"五四"之后邓中夏等激进人物对于"实行"一极的凸显与实践,实是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时代关系的一种自觉选择。

论黄药眠小说《李宝三》的文学史意义

《李宝三》是黄药眠抗战后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李宝三》在题材、主旨方面继承了鲁迅在20年代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但它所塑造的个性复杂且颇具异域情调的番客李宝三的形象,却也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表现空间。《李宝三》是客家文学史上表现归侨生活的优秀小说,其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则开启了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先声。作品所展现的李宝三身处困境之时"对于运命的挣扎"及其人性的光辉,大大超越了众多现代乡土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境界。

“重写文学史”的新征程——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从晚清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算起，已有几代学人投身其中。作为二十世纪八。年代崛起的学人中的一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自1985年与钱理群、黄子平一起主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闻名学界迄今，已然是该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如果说，在早期的“三人谈”中，陈平原通过对“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的质疑，

论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兼及对其评价史的考察

基于"五四"以后周作人文艺观的思想实质,本文用"审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并进而考察了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批评观、文学史观、生活观等思想形态的理论内核与发展逻辑;同时,结合各个时期人们对此的不同评价,本文呈现了这些思想形态被现代中国文坛接受与拒斥的状况,并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了周作人审美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与历史意义。

五四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言说与实践——以“重知”、“事功”为中心

本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言说与实践,认为周氏对"重知"和"实行"的言说,与其趋于消极的个人立场有关,而其后来的鼓吹"道义"和"事功",则与其思想的自我更新和对"附逆"的辩解有关;此外,周氏在不同时期融合了小乘、大乘佛教的思想和自己"劝善"的实际体验,显示了其儒家言说的独特性和个人实践的复杂性。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适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辨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周作人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建构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以民俗学方法入手,对民间文学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论述。本文通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民众认同的转移及其对各种民众文学形态的评判,考察他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建构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思想心态的复杂性。

周氏兄弟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塑造

五四新文化人对于民间文学的不同论述,集中体现于他们的民间立场的实质性差别,并在实际论述中影响了他们对新文学的塑造。本文以鲁迅、周作人为对象,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框架中,探讨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塑造的关系及其差异,并由此呈现他们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创作

黄药眠的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等作品被视为抗战时期讽刺文学的代表作,但他在创造社时期创作的一批小说却长期湮没无闻。这批作品中,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工人之家》以及中篇小说《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它们的内容和主题都烙上了彼时作者生命体验、革命信仰及文艺主张的印记。同时,它们在题材选择、情节模式及主题升华等方面,与蒋光慈式的“革命文学”若合符节,但在书写重大事件、表现革命动力等方面,则与蒋氏革命小说颇有参差,也因此不被当时的读者青睐。然而,这批作品在思想主题、人物刻画、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贯穿于黄药眠小说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也成就了其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总体特色。

“立异”策略与理性姿态——师徒冲突中胡适的思想和心态

胡适在分别处理与老师梁启超、学生顾颉刚的师徒冲突时,其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异'策略和理性姿态,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和心态,也由此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五四新文化人自我意识的确立及自我身份建构的复杂性。

形式美学的突破与局限——俄国形式主义探析

形式美学理论作为二十世纪美学理论中富有创造力的一支 ,对以后的美学各个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个案 ,探讨以其为代表的文学中的形式美学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并指明其为代表的文学科学中形式研究方法的历史意义。

论鲁迅对“文士”身份的拒绝

新文化运动前,鲁迅推崇"文士"及"文事",因其关乎种族命运,但后来在与现代评论派、新月社、创造社及太阳社的论争中,鲁迅揭露文士近乎隐士、商人、青皮、帮闲者、打手的诸多面目,鞭挞其虚怯、虚伪、虚文的品性和面向。身为作家和文人,鲁迅常常遭人非议,其看待文学创作和自我身份的态度也十分矛盾,但自觉选择杂文,甘当时代战卒,坚信"革命的爱在大众",却使鲁迅在矛盾中持续前行。此外,对文士身份的拒绝,对伪士、虚文的摒弃和对战士、实行的抉择,既呈现出知识者鲁迅思想更新、身份解放的内在面貌,也诠释了一个不断追求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典型。

知识者“爱智之道”的背后——一九三○、四○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论述

本文从辨析一九三○、四○年代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相关言说入手,探讨其儒家论述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周氏以"爱智者"的姿态言说儒家"情理"、"中庸"和"事功",不仅与其思想构成有关,而且与其自我更新及自我辩解有关;此外,周氏的儒家论述融合了古希腊、现代科学以及道家、释家等古今中外多种思想资源,与"五四"以来各种批判儒家的激进思想和文化保守思潮多所不同;周氏带有"寻求差别"意义的儒家论述,为其在文化场域中争取到更多象征性资本的同时,也呈现了动乱时代知识者思想言说的复杂性。

“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

从最初的兄弟怡怡到"五四"后的反目、决裂,乃至后来对长兄持续不断地攻击,在周作人的伦理和思想意识中,鲁迅的"权威"形象陷落了,而他的"自我"也得以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周作人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五四"新文化人"同一性"下不同的思想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