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紧急止付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紧急止付是通过限制账户支付功能来阻止涉诈资金转移的查控措施。通过综合考察当前制度规范和地方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紧急止付制度的逻辑起点是“挽损救济”,这导致该制度在流程设计上特别重视运行效率而较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由于实际效能有限,司法机关经常突破紧急止付的既有规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往往被配备类似止付的功能。为了进一步提升紧急止付制度的规范化和正当性,未来应首先通过修订《警察法》理顺授权规则体系;将“损害预防”确立为紧急止付的基本原则;以辅助配合作为定位,重塑并扩充银行、支付机构的预先处置作用,以增强止付的实际效能;还应以知情权为基础确立事中快速申诉处理机制,维护被止付者的基本权利。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模式:实践困境与调适进路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检察监督制度是律师执业权利受阻时的重要救济途径。该制度十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经过多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细化和完善,目前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可具体展开为规范依据、案件来源、受理条件、办理模式、监督手段等五个方面。与此同时,该制度在规范与实践层面仍面临以下困境: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与实效悖反;过度依赖控告申诉,抑制检察监督效能;受理条件设定不甚合理且部分过时;案件化办理模式可能影响救济效率;监督手段缺乏刚性且类案监督不足。这些问题是该类检察监督案件数量偏少的重要成因。为激发该制度活力,推动其从纸面进一步走向实践,首先应当提高主要规范的效力并修改律师控告申诉的受理条件,其次应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能动性并适当吸收办事模式的合理因素,最后还要创新监督手段以增强监督刚性。

通过指导性案例助推程序法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学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绩,但在刑事程序法发展的向度上尚需补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涉及刑事程序问题的案例基数较有限,争议焦点也比较边缘。今后,有必要理清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关系,发挥其基于案件事实情境的规范漏洞填补功能,更全面地涵括刑事程序法的核心焦点问题,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应畅通从其他代表性案例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机制,以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基数、质效和论证水准。

无辜者何以被怀疑——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

警察一直被认为是识别谎言的专家,注重嫌疑人的非言词行为也是中外侦查讯问的重要技巧。但近年来,域外认知-行为科学研究所揭示的一系列证据表明,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很差。这种传统讯问技巧对谎言识别还可能起反作用,使得在一些实验中,警察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甚至还不如大学生或囚犯被试。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培训和经验也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识别谎言能力。目前,认知-行为科学已经开始了对新的讯问过程设计,新的讯问方法和技巧等的研究。在侦查领域引介认知-行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实验方法在国内司法认知与决策领域的拓展,启发国内法学(律)界认真对待传统讯问技巧的局限,而且,也有利于国内错案研究在制度-实践维度以外,重视认知-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毕竟,警察在侦查初期辨别真伪陈述的精确度直接影响着对无辜者/真实罪犯的怀疑程度和追诉强度。

中国金融检察建议的现状、运行与展望--基于上海市实证数据的初步考察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金融检察建议权主要来源于综合治理的宏观政策和检察实践的微观拓展。基于统计数据、实地访谈、媒体报道等实证素材,实践中的金融检察建议已贯穿各办案环节、种类相对丰富、效果也较为明显。操作流程主要包括"线索发现"、"部门批处"、"实地调研"、"制发文书"、"效果实现"等五个环节,运行效果受"问题意识"、"绩效考核"、"专业视角"、"沟通互动"等潜在因素影响。未来中国金融检察建议若要更大限度地实现综治效果和社会责任,其制发运行需要以质量优化为目标,以问题解决为依归。

解读中国刑事审前羁押实践——一个比较法实证的分析

羁押率高和羁押/诉讼期间合一是中国刑事审前羁押的两大特征。通过对全国和个别检察机关审前羁押率的分析,并将之与域外司法数据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中国审前羁押率(捕诉率)自1997年至2016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以羁押为例外"的法治原则相比,我国刑事审前羁押实践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结合法律规范和一些二手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羁押/诉讼期间合一的制度安排确实可能导致嫌疑人被"一押到底",但零星的数据显示,我国刑事审前羁押的平均期间较之其他国家更短。仅作事实层面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高羁押率"和"一押到底"客观上可迫使嫌疑人供述,进而促使刑事程序增速。

论“两个证据规定”的三大突破与五个局限——以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重心

两高三部新近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修订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取证规范,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操作程式,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突破进展。同时,也存在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例举不细致,对"诈术情形"的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被追诉人口供的排除原理亟需完善,取证禁止规定亟需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引导,特殊情形下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仍需补充等五大改革局限。面对这些制度局限,进一步的对策、变革与完善仍值得期待。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状况的实证研究——以557份律师调查问卷为样本

以557份律师调查问卷为样本,本文展示了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状况。在律师视角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刑讯逼供等方法"的界定较模糊,无论是暴力殴打型的肉刑,还是"冻、饿、晒、烤等""疲劳审讯""长时间保持某姿势等变相折磨"等变相刑讯,抑或"心理强制、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口供,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空间都不大。"重复自白"的证据排除并无法律规范,实践中虽已有案例支持排除,但是,可能性也很小。从程序层面讲,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表现出"辩护方申请难""控诉方证明易""裁判者裁量权大"等特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落实,不仅需要《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该规则本身进行合理化,也需要宏观上对"控、辩、审"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疫情期间刑事司法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挑战着我国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刑事司法亟须充当起紧急性、专业性和规制性的治理角色。刑事司法在紧急应对涉疫案件时,需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进行严格解释,今后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状表述进行修订以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应对涉疫案件的专业性问题时,需要在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上尊重疫情规律并发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积极作用,同时,注重收集电子数据来惩治基于网络的涉疫案件。刑事司法还应充分发挥规制功能,处理好从快打击和保障人权、涉疫案件和常规案件的关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意义,宽严相济地依法处理涉疫案件。

论中国法官责任机制之语境悖论与变迁展望——基于司法错误防控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法官责任机制均致力于在绩效激励与司法独立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在中国,司法实践场域施行的法官责任机制主要是错案追究制。错案追究制肇因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实务推演在功能上发生了异化,致使绩效激励功能和独立保障功能双重缺席。在"转型中国"的宏观语境下,应摈弃以实体司法错误为认定基准的错案追究制,采用以"程序司法错误"或"有失当行为"为认定基准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应理顺责任追究主体的权力结构,理清责任追究方式的模式种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地方样本阐释——L、S、H三个区速裁试点规则的分析

速裁程序试点是我国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经验基础。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背景可归结为"普通程序趋于正当化,挤占司法资源"、"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增加,导致简者不简"、"刑法典新一轮修正,导致刑法圈扩张",以及"后劳动教养时代的司法圈拓展"四个方面。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地方性刑事司法规则表明基层试点的速裁程序在启动要件、运行流程、权利保障等环节具有多元复杂性的特质,进步与局限共存。从中长期讲,如何避免因过度简化而导致程序不公,有赖于一系列配套机制的完善,如注意区分公安机关的合理取证与非法诱供行为,完善当事人和解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推行更精密化的量刑建议实践。

论监察调查程序中的检察提前介入机制

作为一种“嵌入式”的监检衔接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既承继了以往实践中检察提前介入机制的主要元素,还兼顾了监察调查程序所具有的政治性、封闭性和反腐治理等特殊属性。监察调查中的检察提前介入可以提高监察调查的办案质效,避免检察事后监督的实践困境,促进职务犯罪案件的程序衔接。监察调查程序与检察起诉程序在办案属性上可以定位为广义的审前程序或“大追诉程序”,符合配合制约原则的要求。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宜针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采取被动接受或主动介入方式,并保证介入主体与后续审查起诉主体的区分。从地方实践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存在认识分歧、制约不足等议题,未来的提前介入机制可以考虑通过细化工作机制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审核和制约功能,并辅之以移送起诉前的听取律师意见等保障措施予以实施。

“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理论反思——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分析焦点

在刑事程序领域,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诠释,不仅凸显着程序正义理念与程序规则的独立性价值,而且为我国构建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规制、预防机制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托。但经由反思与检讨,程序性制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自恰性欠佳与前瞻性不足等缺陷,而且针对那些"隐性的"、"消极性的"、"随意性的"、"非致力于起诉或审判"的程序违法侵权行为,也表现出治理效果欠佳的实践局限。重估程序性制裁之价值、肯认程序性制裁之局限,目的是为了我国未来构建一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综合治理机制。

论检察绩效考核的制度语境与转型逻辑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刑事司法改革: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

"变法逻辑"一直是统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路径。在激进变法与急速修法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妥当的试错机制,不仅制度的正统性资源在流失,上层指导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失衡,改革本身也沦陷到"一改革就失败,失败再改革"的困境。为摆脱长期的改革误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实现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的逻辑转换,实现从"局部完善"到"全局优化"的效能发挥。

我国刑事速裁程序:角色定位与改革前瞻

基于繁简分流原理,刑事速裁程序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被作为一种"简上加简"的程序予以提倡。该程序模型旨在调整某些特定罪名的案件,且要求案件事实清楚、罪行轻微,被告人认罪、认罚,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这与我国现行的简易程序、轻案快办、刑事和解等程序存在交叉,导致我国简易化程序体系凌乱。刑事速裁程序在实体维度上应进一步拓展适用范围,注重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强化律师的全程参与;在程序流程上应减少审前羁押,强化社会调查,完善审查起诉程序,试行精准刑量刑建议,构建一审终审模式,探索略式审理方式。

论刑事速裁程序的模型定位与配套制度之改革

从国际比较视野观察,各国在刑事简易程序的类型设置上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相。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在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上遵循不同模式--罪行轻微和主体合意,但是也呈现出一系列共通趋势:设置有省略审判环节的最简程序,建构多元化的程序体系,适度限制程序性权利,强化量刑优惠。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在发展脉络上融合了欧陆法系(罪行轻微)/英美法系(主体合意)两大诉讼传统,并呈现出偏重英美模式的演变趋势。以2018年刑诉法修订为契机,可考虑稳妥推进省略审判环节的改革,并进一步拓展被告人的量刑优惠,从而形成多层级的刑事简易化程序体系。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功能考辩与变迁改良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因未能担纲起"辩白洗冤"的程序功能而倍受异议。然而,考诸西方刑事审级制度的构设机理,其本不应在实体纠错方面承"重"太多;同时,考察我国刑事审级制度,除开制度本身的局限,往往是制度结构、组织利益、治理环境和历史禀赋等深层因素影响着公民的诉愿救济之成效。因此,在兼及背景语境的情形下,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现代性变迁,应辅之以信访制度的合理化改造和配套机制的渐进式改良。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

论中国金融检察专业化的体系构建

金融犯罪的专业性、复杂性、严重性,给金融检察的专业化构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结合金融案件的自身特点,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围绕侦查监督、起诉、检察建议三大权能,通过权限的明确化、人员的知识化、机构的组织化以及证据、侦查措施监督规范的建设实现金融检察侦查监督机制的专业化,通过重大金融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协议、轻微金融犯罪案件辩诉协商等制度推动金融案件公诉的特色化,对现有金融检察建议制度加以规范化以发挥其事前预防作用,藉此实现中国金融检察专业化的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