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窄播时代的政治传播:中国传统媒体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信息通信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造成了冲击。现有研究较少对传统媒体应对这一挑战的理论逻辑与政治意义做出统一的阐释。论文从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职能及其现实困境出发,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分析。本质上,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挑战是当前传播模式“窄播化”与传统媒体政治传播“大众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媒体采取加强其在互联网平台布局的“多平台策略”,以及同时扮演宣传媒体与商业化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策略”,以应对上述冲击与挑战。通过运用这两种策略,传统媒体扩展了其受众接触的广度,加大了其受众影响的深度,有效促进了政治传播的“再大众化”。两种策略的成功运用,有助于传统媒体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并有效履行其政治传播职能。此外,对传统媒体转型的政治逻辑与积极意义的分析,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诠释。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大数据权力:一种现代权力逻辑及其经验反思

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大数据既是一种权力范式,也是一种权力叙事,它遵循权力的逻辑,不断生产、重塑和支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大数据权力蕴含着两种逻辑:能力逻辑和结构逻辑。能力逻辑展现的是其角色性、对象性和技术性维度;结构逻辑展现的是其关系性、规则性和格局性维度。这两种逻辑既蕴含着积极的内生力量,也因其对社会权力系统的冲击而可能诱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风险错配和冲突,对此我们需要建构并形成一种理性、审慎的数据权力共识和数据治理观念。

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现代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巩固和强化现代国家认同

共同体是指那种经历持久共同生活、具有传统的自然感情、紧密相连的人群通过密切交往形成的有机集合体。共同体天然排斥隔阂,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能有效化解区隔,还能为内部民族有效建构国家认同提供动力。国家认同的实质是建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使领土内的所有民族都产生归属于政治共同体的心理感觉。共同体意识包括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和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等两个层面。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群间倡导以包容、团结和发展为特征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失为一种消除族群隔阂和族群疏离现象、化解竞争性民族主义和次生民族国家建构认同性危机的重要策略。以命运共同体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既要超越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只重视包容和多元价值的局限,又要克服超民族认同策略中"轻理解、重共识"的一体化认识偏差。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倡导基于平等和理解的包容性承认,更应体现基于一体化团结和发展的紧密联系性价值追求。"多元一体化"是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基本原则,多元不仅包括国家应认真对待个体的权利多元性的利益诉求,更应包括对内部族群的多元文化权利给予合理而充分的回应;一体化是要在尊重族群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族群间交流和融合使多元认同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交叉性价值共识,进而呈现出明显的国族特性。

契约论批判与批判的尺度——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析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传统契约论思想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他在吸收爱尔维修等人的早期功利思想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与他们不同的是,边沁应用功利主义原理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边沁以后,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

民主代表的“标准解释”及其新进展

皮特金对民主代表的"标准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授权"、"责任"和"为他人利益而行动",意指代表必须经过选举的制度授权、为选民的利益而行动并承担相应的民意回应责任等。长期以来,尽管在代表如何"为他人而行动"的层面上存在着独立论与委托论的模式争论,但并没有改变既有的判定民主代表的解释标准。随着全球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代表的模式在各国民主实践呈现出诸多新变化,这些变化用既有的"标准解释"很难予以充分的理论说明。曼斯布里奇以民主代表模式的新发展为经验依据,归纳并揭示出民主代表新模式的潜在权力关系,指出了代表与选民间权力关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段上所呈现的变化和特征以及协商要素在民主代表实践中的意义。雷菲尔德不赞同曼斯布里奇以经验归纳的方式提出民主代表的新解释,主张从民主的核心规范层面出发,对代表的分类标准进行再定义,并从"代表的目标"、"判断的来源"和"代表的回应性"等三个规范层面对代表做了重新分类,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曼斯布里奇从经验中提炼民主代表模式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标准解释中委托代理的二元分析结构,也体现出他关于构建一种更为宏观的代表解释框架和分类标准的学术理想。

论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相关性

知识问题涉及的是知识的来源及其确证的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与知识紧密相关,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权力具有与知识类似的某些特性;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不仅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知识论基础之上,而且还须以究竟何为权力以及权力如何介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等有争议的解释为前提;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很早就被柏拉图等思想家们所关注,它涉及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控制的限度与范围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主题;对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将有力地促进新兴学科——知识政治学的发展。

反思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以古雅典的城邦民主为分析对象

城邦民主是古典民主的制度形态,而古雅典政制是城邦民主制的典型。以古雅典为例,古典民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否定个人独立和自由,把个人手段化为实现城邦理念的工具;缺乏政治责任,不能自觉反思和矫正制度和政策的缺陷;充满党派争斗,必然导致多数专政。

自然、自然法与契约论思维

古希腊思想家立足于整体和谐的自然主义哲学关照下的合法性思考是不完整的,它散落在思想家对于优良城邦的分析之中。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斯多葛主义转换了城邦时期思想家的论证基础,他们把政治合法性论证奠基于自然法———一种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的基础上,而不再从自然的意义上提供阐释。近代的合法性理论是突破中世纪神授王权论中产生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同意的基础上的合法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利理论。

中国梦实现的制度依托和保障机制——完善人大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制度,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依托。完善中国人大制度运行机制就是要提高人大制度的结构实施力,激活制度内部诸要素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具有的选举、立法、监督以及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能,提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意回应能力、协同治理能力和民主审议能力,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国家主要形式,包括三个层面:在人大与党委关系的运作机制上,要正确认识政权的领导核心和国家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实现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的有机统一;在人大与"一府两院"关系的运作机制上,要增强人大监督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发展"寓监督于支持"的制度运行模式;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运行机制上,应提升人大在汇聚民意和立法审议的职能,增强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

功利与习俗:契约论的挑战——大卫·休谟政治哲学析论

大卫·休谟是继洛克后英国影响较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继承了洛克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路向,但在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沿着洛克的方向往前走,而是对包括洛克在内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传统及其信奉者提出了质疑。他一反理性法则规范政治现象的传统立场,主张立足于情感、利益需要和经验习俗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这对后来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休谟政治哲学的出现,形成了对社会契约理论传统的全面挑战。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有利完善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有利于形成科学和民主的公共决策;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一种重要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其主要体现为: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协商民主有利于整合政治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协商民主有利于形成科学与民主的公共决策。

娱乐与政治:受众娱乐偏好对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的分析

娱乐是互联网媒介消费的重要内容,也是互联网媒介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媒介娱乐化长期以来被认为会腐蚀社会资本、进而引发政治冷漠,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然而,近年来互联网媒介发展的深刻变化似乎偏离了传统意义上娱乐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之前的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本文在对2017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发现媒介娱乐化并未对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媒介偏好与政治参与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娱乐内容偏好对政治参与无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政治内容偏好对政治行动有消极影响,但对政治表达与讨论有积极影响。结合当下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信息与政治环境,本文提出更加平衡的受众内容偏好与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相联系,平衡的内容偏好对中国网民政治参与将产生积极影响。而互联网媒体中娱乐内容与政治信息的相互融合则是这一研究发现的主要原因。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作为信息来源、沟通媒介和虚拟的公共空间,互联网为用户获取政治信息、培育政治观点并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便利。无论是网民线上讨论所产生的网络民意,还是网民通过线上手段与政府进行的互动,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从代表性的视角看,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大众,将决定这一参与形式对公共决策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网民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政治态度上均无法较好地代表大众,且在重要政治态度上缺乏一致性。网民的这一代表性偏差可能削弱当下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对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当前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应从全局出发,审慎对待互联网政治参与,不可盲从网络民意。

大数据与公共生活:冲击、风险及治理反思

大数据可能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引致一系列社会风险和挑战:首先,大数据会对常规的政治社会化系统带来冲击,挑战既有的政治社会互动逻辑,撼动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其次,大数据会对社会权力结构与交往关系带来冲击,削弱既有权力的制度逻辑,改变群体、个体间的资源分配关系;最后,大数据会对公共参与和公共事务带来冲击,使政治过程呈现不可控性和治理规则的去价值化,从而区别于传统政治过程和治理模式,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治困境和治理黑洞。在合理评估和判断大数据的风险级别与性质基础上,我们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责任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提升国家对大数据的总体治理水平。

近十年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进展——基于三种比较政治学主要期刊的分析(2006～2015)

文章选取2006—2015年间美国比较政治学三种顶级期刊《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世界政治》上发表的全部911篇文章为对象，分析了近十年以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研究区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并得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启示，如加强对亚非地区的关注、追随政治经济的相关新议题、加强系统的研究方法训练以及研究数据开放化等。

重视行政过程中协商的功能

当前，基层政府部门在一些典犁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缺乏灵活有效的协商机制来吸纳民意、拓宽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使初期的民意逐渐积压成民怨，甚至转化为民怒，使事态逐渐失去控制并趋于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群体性行动，基层政府部门还是按照惯性行政思维，在行政过程中忽视与群众的协商与沟通，停留在强制命令、开会等候、请示报告甚至明哲保身、远离现场的境况之中，不深入群众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使政府在应对危机事件时明显处于体制性迟钝状态，错失解决问题的诸多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