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流传与接受史述略

《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元魏末,此期至隋,此书因与时人著述观念和阅读习惯抵牾而始终未被广泛接受。入唐之后,随着释子和史家的重视,其流传渐广。伴随着禅宗语录、官私著录、印刷技术、类书编撰的兴起,此书在宋代迎来了流播的黄金时期。元代则因曲剧的遮抑而稍有匿迹。明清两代,随着刊刻、校勘、抄录、注释的全面兴起,此书的流播再次迎来高潮。明清两代之影响,至民国尚有余波,艺林和杏林的加入,则是此时期阅读群体的新特征。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

论上官婉儿的诗学地位——从两《唐书》载其神秘出生的差异切入

两《唐书》都记载了上官婉儿颇具神秘色彩的出生经历却稍有差异,此差异显示了前后两期史家对上官婉儿由权臣到才女认识的转变,其变化的原因在于后者对上官婉儿诗学地位的逐步肯定。后期史家肯定上官婉儿诗学地位的原因是:在初唐诗坛,上官婉儿以女子之声倡导风靡绮丽逐渐向骨气回归的诗歌理念,以女子之才进行奏响盛唐之音的诗歌创作,从而奠定了其以女子之身而能在初唐诗坛上拥有峻极于天的诗学地位。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谫识——从不合时宜楔入

历来诸家关于刘琨诗歌的评论均不脱"风骨"之囿,其中尤以元好问"不教横槊建安中"为著。然而对于元好问此句的理解,前贤似均未于"风骨"之外多有措意,从而导致对于此句的寄意弗予深考。为了深入理解元好问的言外之旨,文章从刘琨的"相貌"、"功业"和"诗歌"三个方面分别去蠡测此语的实际意旨。

文学友于·政治阋墻:论萧绎的“曹植情结”

中古时期的曹家和萧家虽时隔百年却仍有某种意义上的互动--即萧家比附曹家。爬梳现存这类比附文献后发现萧纲和萧绎存在共有"曹植之誉"的矛盾。虽然萧纲获誉时间先于萧绎,但萧纲对此不仅未有自矜,而且在其立为太子后更是将此誉让给了萧绎。面对萧纲让誉,萧绎则表现出了乐于接受的态度。萧氏兄弟面对这项殊荣,表现出了各不相同态度,究其原因当为各自对于自身政治身份的权衡,此外也与萧绎固有的"曹植情结"有关。萧绎"曹植情结"的产生是二人之间诸多合辙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此后这种情结在萧绎的政治、文学和文学观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尤其在政治上,萧绎完成了对曹植的突破从而奠定了其作为历史人物的应有价值。

隋炀帝诗学审美及创作路径

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政治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融合。然因隋祚短促,文学尚未勃兴便旋即入唐,故造成"隋无文学"的历史假象。尤其是隋炀帝,由于承担了过多的政治罪责,他的文学因此少有人问津。通过材料的梳理分析炀帝在诗歌主张上的集大成性和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性以补正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应有地位。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庭诰》《诗品》对刘桢五言评价的差异及成因——以“流靡”为中心的考论

刘桢名列建安七子,其五言创作堪为七子翘楚。职是之故,同时以及后世的评论家都对其五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尤以颜延之和钟嵘的评价最具影响。无论颜论或是钟评都高度认可刘桢五言诗的地位——七子翘楚,但颜延之与钟嵘在刘桢诗歌是否具有"流靡"特征这一点上各执己见。致使颜、钟二人对于"流靡"词义产生分歧的原因,是颜、钟立论态度及五言创作有别和对"流靡"理解有差。厘清此点对于刘桢诗歌的相关认识大有裨益。

扶衰与继绝:潘岳与西晋四言诗学

"风骚"传统是历代文学取资的重要对象,西晋诗歌也不例外,要而言之,西晋五言诗的创作规模《楚辞》余风,而四言诗的创作则体现《诗经》余韵,此种现象的产生渊源于西晋文人"风骚并效"的文学观念。潘岳和陆机虽是西晋诗坛上的双子星,但《南齐书·文学传论》却云"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可见潘、陆的文学是有着明确分野的。然而长期以来的潘岳诗歌研究多囿于五言一域,从而致使二人文学的分野始终得不到厘清,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于潘岳诗歌的全面理解,更使我们难窥西晋诗歌的完整内蕴。对此,文章在充分探讨潘岳四言诗的创作及其四言诗的审美理论后认为:在西晋诗坛上,深受《诗经》影响的(以潘岳四言诗为代表)一脉诗歌与深受《楚辞》影响(以陆机五言诗为代表)的另一脉诗歌,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西晋诗歌。

论《南史·钟嵘传》中的史家心态

《南史》的史源虽是南朝四书,但李延寿在撰写《南史》的过程中除了对相关史料进行简单的增删外,也深寓己意于其间。基于此,文章以《南史·钟嵘传》为例进行考察,发现《南史·钟嵘传》对于钟嵘撰写《诗品》缘起的记载与其史源《梁书》存有较大的文本差异,从而造成了钟嵘形象在二史中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反映了著史者李延寿对于钟嵘的某种心态,细揣此种心态的生成缘由,既有魏晋以来新旧士族对立的外因,也有李延寿出于维护自身家族地位的内因,而究其内、外因素的产生则又与李唐皇室对待士族的态度忧戚相关。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生平考辨——以佛教典籍为中心

魏收在《魏书》卷八五专列《文苑传》,据日本学者永田知之的统计“《魏书》卷八五《文苑传》共收录八位文人的传记,他们都是以文学著闻。”于此可窥魏收在编撰《魏书·文苑传》时是有意识的要将北魏以文学著闻的士人汇为一传以传之后世的。但是,拥有此种意识的魏收却遗漏了一个在后世享有盛誉的当时文人——杨衔之,这多少让人觉得遗憾。更让人晞嘘不已的是,可能就是因为《魏书》的遗漏,导致《北史》再次与杨衔之失之交臂。杨衔之在正史史料中的一再遗漏,导致了杨衔之生平资料流传至今者绝少。

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小考

如隐堂本为《洛阳伽蓝记》最古最善本,这是学界一直以来对于此书所持的版本观。此种版本观因为只是前后相承,故而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其实,通过考镜源流不难发现,如隐堂本为《洛阳伽蓝记》最古本或可成立,而是否为最善本则需存疑。

为《诗品》“潘岳源出于仲宣”进一解

关于钟嵘《诗品》"潘岳源出于王粲"一句的理解,后人如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刘熙载《艺概·诗概》、陈延杰《诗品注》等虽各有己见,然概而观之,众家注解大体不出潘岳和王粲二人文风在"雅怨"、"清秀"两方面有所相类的范畴。基于这些注解所提供的参考,从来对于此句的探讨都是围绕潘岳与王粲文风相类的这一文学现象进行阐释而未有进一步的深究。其实,通过相关文献的考索不难发现:潘氏家传文风与王粲文风相类,潘岳又与王粲习性相近,在这两点因素的共同诱发下,潘岳不仅易于选择学习王粲文风,而且更易于使他学习王粲的文风取得成功。

孔稚珪与“永明体”关系考论——从《北山移文》的创作缘起说开去

《北山移文》是孔稚珪的名作,对其创作缘起一直存有歧见,主要有"讽刺假隐说"和"戏谑友人说",但两者目前皆难服人。文章通过对孔稚珪思想、家世及交游关系的梳理,认为孔稚珪既以重塑道教为己任,与佛教渊源甚深的"永明体"及其代表周颙必然成为他反对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