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

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萧红大量地书写了女体空间所可能载的各种符号形态,特别是有关跳大神的仪式化女体现象。萧红笔下女性所构成的女体符号空间,其根基建立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之上。与乡土想象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萧红对女体的想象书写和乡土的文化空间建构是双线并行的,缺一不可。此种女体/乡土叙述突显出历史文化交织的符号空间,乡土的象征功能是女性作家藉以窥探女性内宇及社会文化系和人生命运不可或缺的书写策略。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体的符号化和乡土的女体化,让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归属于此以富有女性意识的土地,也让乡土同样归属于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团体。此种乡土经验有别于传统父权/男性视下的乡土经验。

萧红哑剧《民族魂鲁迅》及其鲁迅情结

1940年8月3日，是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这天下午三点，香港文化界各协会，如文协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多家团体在香港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共同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纪念仪式中，作为鲁迅先生的弟子、对其日常生活最为熟悉的萧红担当向公众介绍先生生平事迹的任务。

身体符号/物种拟态书写——萧红文本的女体/母体寓言

一物种拟态策略与女体形构：隐喻化的女体寓言 从女性身体书写视角而言，萧红文本中许多不同身份的女性人物，不论是未婚或已婚，女儿或母亲，妻子或寡妇，少女或孕妇等形象的身体铭刻，在整体上显示出作家都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结合怪诞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了中国乡土农村女性群体图像。

时代女性与女性病体--重读庐隐小说的身体书写

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的一生充满迂回曲折的动人故事。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传统社会过渡到五四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之一。身为时代的新女性,庐隐在其作品中刻划与思考了女性的各种困境。在她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庐隐特别喜爱书写患病了的女性身体及其相关的各种内心/精神面貌。这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女性、表现丰富的身体书写,涉及许多隐喻,在书写与文本的诠释上提供很多阅读空间。庐隐的女性病体铭刻,可以说构成"五四"女性文学中最凄厉惨痛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身体书写现象与女性文学建构。

《小团圆》的隐私文本:自我意识与自传体书写心理

一自我意识／身份与自传体书写：33年的“等待”寓言 《小团圆》是通往张爱玲隐秘（内心）世界的一条暗道，是张爱玲留给世人最精彩的自传体文学遗产，也是作家遗留给“张迷”和“张学”最后的一个谜题。后张爱玲时代，仍然有众多读者在追寻张爱玲本人及其家世的历史片断，而在文学大师消失后的年代，张爱玲的人格与形象随着《小团圆》一书的出版，也有了重读与重新建构的可能空间。

张爱玲未公开书信中的蚤患书写考察

一、引言：身体病痛的＂灾难＂与＂隐喻＂从张爱玲长年抱恙蚤子/皮肤病痛,以及她临终前用日光灯自行治疗而死于治疗过程中的事实来看,研究张爱玲的蚤子/皮肤病不但是重构张爱玲生平/传记的重要工作,也是研究张爱玲疾病书写及其创伤叙事的重要参考。而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也有很多人物都患有各种各样的、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1）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更是常年遭受着感冒、伤风等病痛的折磨,其中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让她产生蚤子啮噬感受的皮肤病。

岂容青史尽成灰:白先勇的历史叙事与时代悲情

一、历史大叙事与白先勇的民族情怀 白先勇乃怀着民族创伤及其历史梦魇而写下了《台北人》和《纽约客》系列。白先勇此一充满民族悲情的历史叙事其实有迹可循。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近一百年的民族悲痛、现实感伤是无以伦比的。在那段充塞着民族悲情的时代，痛苦、荒唐、幻灭，

萧红早期小说中的女体书写与隐喻

本文试图从萧红早年未婚怀孕的经验 ,考察萧红书写女性人物的特色。在萧红早期的写作生涯中 ,一些极为私密的女性经验 ,成为她建构文本的资源和推动力量 ,在独有的女性书写中完成中国现代文学中极为复杂的女性集体想象。在萧红小说中 ,女体 /母体的病态构成了史诗风格的女性身体铭刻。这种独有的女性叙述 ,凸显了女性身体 ,以一种怪诞现实主义的叙述策略完成。

《半生缘》再解读: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主题

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男性中心论，形成了三从、三纲、四德、七出等女性传统恐惧。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闺阁政治叙述，暴露了女性冲突族群既有对父权文化极其有限的政治反抗，更是男权诡计的被迫同谋。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价值，是敢于面对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种种阴暗意识，揭示其复杂的文化与心理上的深层意识，从而坚持了作者女性性别书写的立场。

张爱玲和五四女性文学的逆向写作

张爱玲及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在现实世界和个人经历中饱受压迫和摧残,五四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往往受到父系意识形态并通过模仿男性叙事而建构自身的声音,这是新旧交替之际女性突破“他者”属性所面临的被殖民、被同化的叙事危机,女性难以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找到解构和颠覆的话语武器。张爱玲的逆向写作中的女性人物却被视为真实的女性实体,其丑怪疏离、压抑疯狂并未被刻意回避而是被勇敢地重现。张爱玲在重写女性自我的基础上,已经克服了宗法父权意图将女性作家阉割的内化心理,克服了性别错位和角色反串的制约。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体身份的定义与对男权法则的解码、解构的努力拓展了女性观看和书写的能力与抵抗的空间。

萧红香港居地及安葬地考辨

萧红居地及安葬地是研究萧红生平的重要一环,但以往学术界仅将其作为传记的一部分加以提及,对其独立地位重视不够。本文认为,香港是萧红人生的最后驿站,对其居港地及安葬地进行辨析、考察、论证,以追踪其不寻常的文学生命轨迹,可进一步厘清萧红香港生平创作环境,从而为全面考察萧红创作提供重要依据。

台湾高教资源分配不均及大学竞争——专访台湾元智大学校长詹世弘

在台湾高等教育界中，元智大学的发展经验是一页传奇。该校在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和民间的评鉴中，皆名列民间私立大学榜首。近年来元大雄心壮志，立志成为亚洲私立大学的典范。元大的经验可为香港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提供某种楷模。

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

一 焦虑与歇斯底里话语,一种消极模式的反指涉 在自成一格的阴性书写中,张爱玲大量书写了女性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处境,诉说的虽是充满压抑和歇斯底里的语言,却避免了被虚构的女性神话所粉饰掉那个时代的真相,表达了女性真实的身份和地位——以不堪的历史去诉说女性不堪的命运。这种反传统男性本位的角度,自然逃不过被边缘化的命运;更何况她采取了一种女性独特的观照方式切入她的小说世界。她那以女性主体的叙述方式,以及书写女性边缘意识的诉求模式,在此成为一种消极倾向的反指涉。这是由于张爱玲的小说遵循了反批判与反载道的边缘论述,因而也就不能视之为积极主动的论述模式。主要原因不外是那时代的女性并没有足够的社会—文化上的条件去达到这项目标——即使是现实/虚构中革命型的女性形象,也只落入“空洞能指”的匮乏之中。

做好上中下游的科学基础建设才有出路——访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

徐立之校长2002年9月正式出任港大校长,他的治校方法和港大的走向自然备受各界关注。访谈中,徐校长表示,盼望加强港大内部沟通,大家同舟共济,走出困境;他指出,香港除了经济基础比较强,其他方面的基础不足,社会需要各类基础建设,这奠基于教育。他呼吁香港各大学要避免恶性竞争,眼光要放长远,比如把香港的大学提升到国际水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