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三要件”的法教义学解读

通说认为,证人出庭“三要件”中“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为决定性要件。该观点符合当前绝大多数案件法院均以“无必要”为由限制证人出庭的司法现状。然而根据立法原意,证人出庭“三要件”处于平行、独立地位,不得以“有必要”为决定要件而忽略了对前两个要件的判断。在坚守“证人出庭为原则”基本立场基础上,以“三步检验法”重新构建证人出庭审查内容:第一,“控辩双方有异议”注意提出异议时间、异议方式以及异议主体;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应当从证人证言所蕴含的“待证事实”内容出发,由申请方承担初步证明,法院履行“无重大影响”说理义务;第三,法院认为“无必要”出庭仅限于明显重复、合理预断以及证人基于特殊原因无法出庭三种情形。

人工成本管控效果评估的量化模型研究

在企业各项成本构成中,人工成本已经逐渐成为新阶段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成本,本文通过人工成本效果评估环节的研究,构建人工成本投入产出评价模型,对国有企业人工成本管理及运用提供实证研究价值。

平衡计分卡——不仅是业绩衡量工具

平衡计分卡最初是作为企业的业绩衡量工具出现,但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全面的企业管理体系。研究从平衡计分卡作为企业的业绩衡量工具、战略管理工具、激励和薪酬管理工具三个方面对平衡计分卡的应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从印证到佐证:性侵案件证明的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性侵案件补强证据范围仅限于与待证犯罪核心事实(犯罪行为、被告人)相互印证的"印证证据",排除旨在提高证言可信度而不直接作用于案件事实的佐证补强证据的适用。印证补强在减少"孤证定案"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司法失灵的困境。基于性侵案件天然"证据不足"的特点,引入佐证补强有助于解决印证补强下司法僵化的难题。域外相关司法经验进一步证实了性侵案件引入佐证补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当前"庭审实质化"以及"人民陪审员"改革的司法背景下,我国探索构建性侵案件佐证补强证明方法具有可行性及重要现实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告知义务

保障被追诉者知情权是保障认罪认罚自愿真实性的重要部分。从司法实践来看,被追诉者"告"而"不知"现象明显,告知流于形式。认罪认罚案件的告知义务明显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集中表现在增加对认罪认罚性质及从宽幅度的告知、明确对证据的告知、对机关内部量刑指南的告知以及对上诉风险的告知。在现有立法框架下,通过完善告知义务来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

定罪问题上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运用

目前我国立法未明确规定品格证据,但不少司法判例在定罪问题上采纳了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事实上,我国现有诉讼模式无法避免该类证据进入定罪阶段。适当运用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有助于解决“一对一”案件司法印证难题,实现有效打击犯罪。域外对于不良品格证据采取“法典化”和“自由心证”两种立法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经验,以明确在立法中构建定罪问题上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除了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益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张力之外,大数据时代联防联控的要求进一步增加了个人信息被侵犯的风险。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分析了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的三个原则:绝对公益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并提出了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明确保护的规范化路径、保护机构以及个人信息被侵犯之后的救济途径。

口供补强的模式选择及完善

目前我国立法对口供补强规则仅作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缺乏统一适用标准,“形式补强”问题严重。从域外视角来看,美国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形成了“罪体规则”和“可信性标准”两种补强模式。然而这两种模式补强范围缺乏周延性,单独适用均存在错误定罪的可能性。从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原意、司法现状以及兼顾实现有效追诉犯罪目的出发,我国更适宜采用“事实补强”和“细节补强”一体化模式,从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三方面实质补强被告人口供。同时补强证据一般不包含共犯供述,并且必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或属于新证据。补强程度须达到结合被告人供述,全案证据满足“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程度。

给人类的一封信

亲爱的人类： 我是一条身中剧毒的鲨鱼，整个家族只剩我孤独地活着。我原先是大海的一条快乐的鲨鱼，在珊瑚和水草间自由地生活，有大浪的缠绵，有同伴的嬉戏，没有尘世纷扰，直到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