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同道”与“士商合流”——以晚明“儒”“商”融合为中心的考察

“儒商”一词诞生于经济变动频繁的晚明,既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又有复杂的社会发展原因。一方面,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对“天理”“人欲”藩篱之突破,在肯定欲望的先天性的同时,将儒家“修己”之路向商人敞开。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其在精神追求与道德实践上向士人靠拢,加强与儒生的联系。正是在上层的思想界与下层的生活界相互渗透的大背景下,“商贾”完成了儒化,实现商业伦理与儒家道德的合一。

从“情本体”的视野看《关雎》之德

《关雎》作为《诗经》中的名篇,其间蕴涵着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的思想命题与文化内容。基于《关雎》本身的多义性和普世性,历朝历代的经学家和批评家都从自己的时代出发,给予了《关雎》不同层面和维度上的诠释。而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将从一个更具有现代性关怀的视野,回顾《关雎》中君子情欲性的“爱”,逐渐在恋情酝酿之中上升为对待性的“礼”,然后在文本内外之间跃升为宇宙论化的“理”,最后又回归自然本性的“情”的全过程,探索阐发《关雎》之德的崭新路径。

克洛诺斯的时间:对柏拉图神话的历史性考察

神话乃是古人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和模糊不清的人类起源的一种方式,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他却以神话之名,行教化之实,用充满浓郁的神性气息和超自然的想象力的笔调,重新组合与编织传统的神话元素。在这个重组编排的过程中,神祇,既成了柏拉图论证其理念现实性的工具,又成了其构建理论的目的。正因为“神”在柏拉图作品中具有双重性,所以在考察其内涵的过程中,只有重返具体的历史语境,从柏拉图面临的时代困境、肩负的时代使命、捍卫的时代观念三个维度出发,才能更好地把握柏拉图思想中的理论张力和历史意义。

酷吏精神的畸变与霸王道杂之的实践——以《史记·酷吏列传》与《汉书·酷吏传》为中心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政治原则和政治实践都处在一个草创阶段。在这样一个政治架构还尚付阙如的时代,处在政治框架中的官吏行事模式,也必然会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变动性。这种行事方式与风格必然是会受到时代的政治思潮影响的。由此前提出发,本文以王霸之辨为视域,以《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酷吏传》为中心,聚焦于西汉时期酷吏群体的多重价值取向和行事特征,试通过分析西汉不同阶段的酷吏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梳理西汉统治者对王霸道政治哲学的取舍与西汉酷吏行事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脉络。

父权制结构下的父女关系及重构——以《饮食男女》为考察中心

“父权制”这一概念不仅为人们理解资本主义市场下的男女不平等敞开了新的大门,同时也为人们解读家庭关系提供了崭新的阐释路径。但当人们着眼于市场中的“女性”劳动者和家庭内的“妻子”的同时,忽略掉了对家庭中女儿的分析。本文将以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为考察重点,着力分析转型时代的父权制家庭当中的父女互动模式,对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制进行审视,揭示父权制超越自身、走向解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