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所得课税模式比较与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赌协议逐渐成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催化剂,但对赌协议在我国的法律效力和所得课税制度上都没有直接的域外经验参考,特别是对赌协议的所得课税制度并没有专门的税法规范,一定程度上使得市场存在滥用对赌协议的现象。从对赌协议的属性出发,排除其期权合约性、射幸合同性和保证合同性,确定对赌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从而可以对其所得课税模式有清楚认识。因此,根据对赌协议中两种不同情况多支付的对价构成对投资定价调整的事实,从而对其所得课税采用定价调整说,具有可接受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解决我国旅游环境治理困局的新思路:旅游环境税

旅游环境税是面向特定的旅游行为,以保护旅游环境为目的的税种。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征专门的旅游环境税,如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旅游环境税以"谁受益谁补偿"为原则,以外部性理论为正当性依据,以生态补偿原则确定税基、税率等。在我国旅游业乱象下,旅游环境税的开征并非要增加旅行者的负担,而是统合税费以提供专门的旅游环境治理基金,相反能够减轻旅行者负担。具体应以旅行者和旅游业相关企业为征税对象,以生态补偿原则确定税基,参考世界流行的酒店税确定税率,以地方政府为征税主体,并通过旅游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主要用于环境保护筹资。

税收法定原则下环境保护税的立法设计

"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税立法成为人大立法的重点。作为特定目的税,环境保护税有独立立法的必要,具体来说,从立法时机来看,环境保护费的弊端日趋显现,环境保护税具有更好的经济优势,而立法衔接已经具备。具体到环境保护税立法,其形式应采取人大立法、单行立法,并以《环境保护税法》作为法典名称,同时注意与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其内容应主要包括税目、税基、税率、税收优惠、税款使用方式、税款在央地的分配以及授权立法等。

西方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制研究动态及启示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的现行税制十分简陋。随着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其内在需求与现行所得税制的矛盾日益暴露。基于金融市场规律的相似,国外研究能够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制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即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潜力与所得税制的内在联系要求税制设计应充分考虑低税率的推动作用。低税率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而且能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这是私募股权基金早期发展的必然需要。但随着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深入及其国际化,其将在税收公平、税收管辖权等方面对所得税制形成冲击,这便要求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制改革必须兼顾效率、公平以及保障国家税收根本利益等不同方面的需求。

CIV在双边协定中税收优惠的主体资格问题研究——以XYZ Equity Fund诉印度税务机关案为例

避免跨国集合投资工具的重复征税和实现税收在国与国之间的合理分配是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判断CIV是否具有适用税收协定的主体资格。XYZ Equity Fund诉印度税务机关一案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对研究这一难题都具有标杆作用。进一步来看,从是否是协定意义上的"人"、是否是缔约国一方或双方的税收居民、是否是"受益所有人"可以看到CIV一般在成为税收协议适用主体方面并不存在障碍,这为我国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税收红利:促进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催化剂

目前我国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税制以面向企业的普遍税制为基础,以特定的税收优惠为辅助。但随着立法的进一步发展,税收优惠的地位越来越高。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税制存在独立性欠缺,因税收法定原则的欠缺而导致税制不稳定,税收优惠过分受所有制限制而欠缺对企业有意义、有差异的支持等问题。未来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税制改革首先要落实税收法定,其次还需对行政机关灵活赋予税率调整权,同时在其内部推动税收分配的平等化,在其外部推行税收激励原则,从而充分利用税制推动其发展。

丰田“召回门”对完善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中外异常明显的差别待遇让许多国人愤怒与不解。针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找出差距,借鉴美国汽车召回制度,我国应从内容上完善《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洞见《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得失之间

《环境保护税法》是十三五期间的人大立法重点,征求意见稿的出现意味着它已经被明确提上立法议程。征求意见稿在坚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下,强调环保目的并推进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充分体现了目前的立法水平。但在税收法定原则的细节落实、税目、收支制度、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及其税收监督等方面还需完善。《环境保护税法》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应注重约束行政权力、确定专款专用模式、完善与相关法律衔接等方面问题,促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保护环境的立法功能。

印花税体系的改革:两种印花税存废之辩

印花税的改革应该在综合税法原理与立法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在整个印花税体系中,普通印花税与证券交易印花税有着不同地位。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税负状态,重要的不是提高普通印花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而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关系;征收普通印花税未必会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税负感,因此,取消普通印花税可能是最优选择。证券交易印花税则是目前我国政府所掌握的调节市场相对温和的手段之一,尽管其有时会造成市场动荡,但较之直接的行政手段更加符合市场要求,因此,需要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其做出立法规划。在税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之下,普通印花税的没落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一家独大已经预示了两者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