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再思考

2009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相继出台;2010年初,《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也正式出台,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农民工这个为我国城市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群体终于开始逐步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由于特殊的国情和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分割,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远远没有走到最终解决的地步。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和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目标,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型、发展型和福利型社会保障将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后顾之忧,使其免受贫、疾、老、苦之忧,获得应有发展权益的有效途径。

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不足和贯彻不力,其不良社会后果将会给农民的增收之路带来重重困难。

论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加强社会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成效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限制了社会保障政策的成效发挥。社会成员社会保障权利的充分落实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紧迫的意义。虽然国家和相关部门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改革和完善,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法制建设滞后、社会保障管理政出多门、社会保障监管"虚化"和社会保障管理信息化建设落后等方面的问题,亟需从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

我国“智慧养老”模式的核心问题与发展方向

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开展养老服务的"智慧养老"模式为我国应对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形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为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提供了新选择。虽然,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试点实践,但就其所应发挥的潜力而言,"智慧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仍然受到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水平不足的制约,亟需提高各种类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自身运作水平,增强社会养老服务资源调度和配置能力;加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供给水平;强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智慧养老"模式提供优质服务资源。

“互联网+”视角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治理研究——以“虚拟养老院”为例

居家养老是我国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的养老方式,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推进居家养老是我国制定各类养老政策的出发点。受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足、现代养老观念欠缺和智能信息技术落后等条件制约,处于分割离散状态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与多样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之间的供需失衡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进程和广大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体验。"互联网+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问题治理提供了契机。作为这一理念的探索模式,"虚拟养老院"在我国历经10年发展,成就显著,但当下正遭遇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企业参与意愿走低和服务质量提升困难等"瓶颈"制约,亟需从服务主体、服务供给和服务运行等方面提升"虚拟养老院"服务社会化水平,推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优化。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我国特色小镇的理解维度与发展定位研究

当前,我国特色小镇建设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特色小镇建设对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色小镇建设热潮的兴起反映了其巨大的扩张潜力和植根市场的旺盛生命力。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特色小镇的"特色"定位必须致力于大做产业本色、人文底色、自然景色和宜居气色的"四色"文章,而对特色小镇之于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的理解更不能局限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城镇化、区域发展或者社会治理的任何单一环节,只有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高度与层次去认识和评定特色小镇的战略地位,才能为特色小镇建设创造创新性的政策空间和理解共识。

山东省残疾人公共服务问题分析及建议——兼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比较

对比分析了山东省残疾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快发展山东省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制度视角下的农民可持续增收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相融合,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更加紧迫的任务,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非农业生产收入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项。当前,要实现持续的农民增收,迫切需要加强少取多予的农业保护、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切实有效的工业反哺、因地制宜的农民合作和社会福利支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视角下政府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路径探析

老有所养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养老传统与实际调查都表明,居家养老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国民意愿的养老模式。"国家—社会"理论的发展历程显示,"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和良性互动"的理论框架可以有效分析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据此,我国政府应当放弃全能政府理念,扮演"掌舵者"角色,坚持宏观入手、微观放手思维,确保政府"在社会中"又"引领社会";通过规划、经济和管理三种参与形式,实现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总体目标制定、经济保障和运行管理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的责任目标,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有效应对具有中国独特特征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下居家养老服务的政府参与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已经成为国内外主流养老取向。我国政府参与在解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矛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参与涉及哪些内容以及如何实现需要深入思考。居家养老服务是符合国情和老年人意愿的养老模式,准确的角色定位、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恰当的目标设置是政府参与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在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和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政府应当放弃全能政府理念,对居家养老服务坚持宏观入手,微观放手的思维,通过规划参与、经济参与和管理参与三种形式,体现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总体目标制定、经济保障和运行管理方面的政府责任,推动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

循环经济中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公众资源节约意识的增强;完善的法律法规、科学的决策体系和良好的政策机制;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信息化特征分析

21世纪是信息社会的世纪,信息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在带来城市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转型。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结构和制度转型。在信息化的影响下,这一转型进程已呈明显加快趋势。相比较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带有更多的信息痕迹。从显性上来看,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直接受益于信息化;从隐性上来看,农村文化。

养老矛盾“溢出效应”下城镇居民养老保障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的养老矛盾正在产生"溢出效应",养老责任边界从传统的家庭内部扩张至全体社会;养老主要责任主体从家庭成员转移至社会和政府;养老问题的经济属性升级为养老问题的政治属性。城镇居民养老保障是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短板。同时,城镇居民养老保障仍然面临政府养老观念更新、养老主体责任划分、养老服务资源供需失衡和养老服务满足率低下四个问题。政府应该从法律、经济、管理和引导四方面履行政府职责,完善城镇居民养老保障,为城镇居民提供老有优养的老年生活。

意义与身份——谁来治理宗教?

宗教的产生根源、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都与社会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宗教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是其需要治理的前提。宗教治理涉及谁来治理宗教、治理宗教的什么内容、宗教治理的受益对象等问题。作为宗教治理主体,宗教治理的实施者显然包括代表政权的国家和代表宗教自身的宗教团体两大主体。在宗教作为治理客体的情况下,宗教治理的受益层面包括依法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成效的四个维度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内容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多种元素聚集和交织,农村社会治理缺少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需要理清思路,把握重点,明确目标,从基层权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文化转型融合和社会心理塑造等方面精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成效。

“贫困沉淀”与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正面临贫困发生率上升、非制度性致贫因素增加和"贫困沉淀"特征日益明显的新情况,农村老年人的自身脱贫能力和脱贫资源都严重不足,普遍面临年老体弱、受教育程度低和可行动能力不足的困难,已经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硬骨头"。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区域贫困沉淀、群体贫困沉淀和心理贫困沉淀问题,有必要从区域经济、老年发展和文化建设三方面构建针对性的反贫困制度,以更好地推进农村老年人精准脱贫。

拒绝与吸引:农村留守老人宗教信仰选择机制

近年来,农村留守老人成为农村地区宗教信仰群体增加的主要人群,在国家宗教政策未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探究这一现象需要从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和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状况的改变入手,深入分析农村留守老人选择宗教信仰的内在逻辑并就其宗教信仰的选择机制做出判断。当前,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社会运行方式转变带来的社会适应压力、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日常生活压力、文化信仰欠缺带来的价值追求压力和生理机能衰退带来的生命历程终结压力。为了缓解和消除这四方面压力,农村留守老人根据自身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从社会、家庭和个体三方面展开意义追求行动,在面临世俗体制的"制度性拒绝"后,通过宗教信仰的"归属性吸引",做出了满足身心平衡需求的选择。

“嵌入”与“析出”：我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进路

受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影响,宗教信仰在我国农村地区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心理相互契合,呈现普遍的“嵌入”形态,世俗生活和宗教精神的合体使得中国人的“宗教性”难以被轻易识别。随着宗教管理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我国农村地区不同程度的“宗教热”、农村基督教的较快增长、宗教的“公共性”和“个体化”等宗教信仰的新现状与新特性,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宗教与社会相互作用结果的自然“析出”,也是宗教信仰自身的属性要求和功能延伸。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进路是“嵌入”特征的普遍勾勒和“析出”结果的多维“深描”。

应对风险挑战 共赴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多次提及要战胜和应对风险挑战。我们党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