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录与传习:西周诰类文献生成机制研究

西周的“诰”是受诰方对“王告”这一话语行为的尊称,并在“王告”落实为书面文献时,作为文体名词使用。由于下位者参与了“诰”类文献的整理写作,受诰者在话语权力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被表达出来,并呈现在仪式话语转录为经典文本的传习过程中。传世诰类文献的核心文本为册命、赏赐仪式上所发布的原始诰辞;其附属的结构性成分为交代作诰历史背景的叙事导语,以及以“某人曰”为代表的结构性部件。“某人曰”在书面诰文中重复、平行地出现,有助于澄清和整肃话语主体,但也提示了诰文在传习过程中的可变异性。“王若曰”的插入位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习者对原始诰辞内容层次的理解,同时推动了诰辞转录为文本篇章的进程。

先秦月令文体研究

战国晚期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文体,在知识资源上集前代天学知识之大成,在话语方式上建立了"以月系事"的新范式。先人在定义时间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建构着自身的存在方式,其中,《四方风》、《尧典》展现了月令的观念渊源,《周礼》、《十二月神图》则印证了月令的制度基础,《夏小正》是为月令的原始雏型,《礼记·月令》则为其成熟形态。传世的几种月令文献,体现出战国阴阳家对巫史知识资源的继承,它们独特的文体形态,则展现了上古天学知识、观念、制度相互生成的关系。因此,《月令》的写定是一个深具文化意义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先商到战国这段时期,知识观念的变迁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动是如何推动着文体的发展。

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论文》中,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度评价了文学的价值意义,可谓启文学自觉之先声。"经国"与"不朽"其实暗含着两重不一样的价值标准,那就是对儒家文教思想的贯彻与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寻。曹丕虽然将这两点并举,但结合他的创作实践与文论思想来看,其实更偏重"不朽"的部分。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上承自儒家"三不朽"中"立言"的思想,同时又受到魏晋时期文人普遍的生命焦虑影响。而曹丕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一种规避政治题材的倾向,自觉地追求着超乎政治道德之外的艺术独立性。儒家不朽观、生命焦虑与对"文气"的主观坚持,导致了曹丕在文学实践上对儒家"经国"文教观的背离。

仪式与文本之间——论《诗经》的经典化及相关问题

《诗》是周代典礼仪式上用于歌唱的歌辞文本。周代仪式乐歌的文本内容与仪式中的话语要素存在密切的互文关系。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颂、雅、风不同诗体的创制、乐用机制及其与仪式的关系也有变迁。《诗》的流传存在于两个系统,即乐官群体所用的、其内容和功能以服务于具体乐用为主的"乐本"系统和周贵族"诗教"所用、偏重于礼乐德义教育的文本系统,而后者正是《诗》的经典性主要动力来源。

时间伦理:先秦修辞传统的价值起源

先秦时期,“时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制度层面,人们通过“授时”等行为构筑起一种循环有常的时序制度,用以组织社会生活;在伦理层面,对这种时序制度是否遵从,构成“时”与“不时”的价值判断,成为《诗》《书》等西周文献中的一种重要话语方式。作为最早的史传文献,《春秋》以四时时序构建叙事框架,以“时”或“不时”作为记事原则,用以传达特定的价值判断。这种书写方式体现出中国早期修辞传统中伦理性、政治性的特质,对后世的文艺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周代叙事话语的不断积累,“时”从实在的时间制度演化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并成为“是”字的字源,最终决定了汉语的价值表述方式。

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

将甲骨卜辞文本纳入文学研究视野,要注意对其仪式语境的考量,充分重视文本的刻写位置、行款连续性,命辞、占辞、验辞的互文关系,将它们视作文本的构成要素乃至修辞手段。在甲骨卜辞中,占验辞的话语形式反映出殷商贞人表达褒贬的努力,话语主体的变迁体现出殷商王权与神权的进退;贞人身份从方国首领到王廷职官的转换,影响了卜辞的文本结构与占卜内容,并使占验辞渐趋程式化。贞人话语中的修辞方式体现为反常规的刻写形态和反复、递进等修辞技巧,与后世史官在《春秋》中使用的"春秋笔法"相近似,以"记录"本身构成修辞,并间接彰显价值判断。这揭示了中国修辞传统精英化、书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监督、褒贬王政的功能指向。

先秦占书的生成及其文献体系的分流

殷商时期,巫觋与贞人垄断占卜知识,并以此确立宗教政治权力。作为神圣知识的占卜知识,被写定编集为可被检视查阅的"占书",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神圣知识的下移。从秦简、《龟策列传》及《易》类文献的文本来看,"占书"的基本体例是列举"象",然后于其下加注解释。这一逐层累积的文本层次即为占卜知识自我作传的历史。由商周及秦汉,"占书"经历了从小范围秘藏到广泛传播的过程,其中以《易》类文献为代表的筮占文献因其与学术政治图景的关联被纳入经典化的序列,而蓍龟、杂占类文献则被分流入技艺性的知识谱系。

“纪日用语”与西周早期叙事方式的萌芽

殷人以干支纪日,其纪日用语仅用以满足占卜所需,没有明确的线性叙事意图,也未发展出成型的历时叙事方式。周人则习惯于月相纪日法,在西周建制以后,既以干支日号承袭了殷商历制,又将月相名糅入纪日用语,建立起新的纪日范式。随着宗法制在西周早中期的建立和完善,周人产生了历史叙事的需求。为了将散落在各个时间点的事件编次为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在西周早中期的部分铭文及传世文献中,周人以纪日用语在篇首设定时间起点,借助"■"字结构建立起时间连续性,以使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遵照时间逻辑相互关联。"以时系事"为历史文献的写作提供了有效的话语方式。

周人农耕传统与周族史诗的生成——以后稷神话为中心

周族史诗的生成,源于宗庙仪式乐歌的需要。以《诗经·大雅》诸篇为代表,从后稷到古公亶父的周族史诗,展示周人重视农耕的文化传统;然而考古发现显示,周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晚至入岐以后方为凸显。周族农耕文化的来源应当是与古公亶父联姻的姜族,后者以神农氏为起源,其神话体系中有早于周弃的"稷"形象。西周时期,出于制礼作乐的要求,周人对本族流传的历史神话进行整理与写定,他们吸收母家姜族神话中的"稷"形象,用以表现本族农耕传统的起源;又创造"姜嫄"形象,用以象征姜族这一外家力量。以后稷神话为核心的周族史诗,对于塑造周族的农耕传统,加快氏族同盟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加强文化认同并推动民族融合,都起到重要作用。

祝告话语的核心结构及其书面形式的凝结

“祝告话语”生成于祝告仪式之中,包括了行为方式、言辞形态等多种仪式知识,以分散、片断的形式存在于铭文、诗篇、诰命等文献中“。祝告话语”具有“述告”“称名”“祈愿”三种核心形式特征,以“告—祷—嘏”为核心结构。因祝者的“一身而二任”,祝辞与嘏辞在书面转写之后,形式上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西周宗族观念对历史叙事的需求,礼乐仪式对助祭歌诗的需求,使得“告—祷—嘏”作为一个稳定的叙事单元进入铭文、诗篇等篇章结构,其基本形式被打碎、嵌套,以迎合不同文体的需要。祝告话语的生成过程和相关诗文凝结成篇的过程,体现出西周书面文献的复合性质及篇章构成的复杂性。

山水飘零寄客愁——论孙逖诗中的山水与乡愁

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中便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主题：“客愁”。随着朝代变迁，时光流逝。客愁已不再局限于下层百姓中征夫与思妇的相互思念。而是通过其引起的深远的情感共鸣与强烈的象征意义，成为连结诗人集体潜意识的通道，拷问起灵魂乃至生命的存在状态。“家园”与“他乡”成为这个主题中最重要的一组对立意象。在现实空间之外，进一步叩问着诗人们真正的精神归属。这种叩问是超越空间，超越阶级的。

《诗经》＂三星＂考

顾炎武曾谓“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存在于《诗经》《左传》中的众多天文事象：“‘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顾炎武《日知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3页）《诗经》中的星象往往承担着特别的表意功能，对这类事象的解读时常会左右到对《诗经》经义的阐释。

占断、识象与阐释:先秦占梦书写的三重维度

先秦占梦书写兼备占断、识象与阐释的多重维度,从中化生出多种书写形态。殷商占梦活动具有偶然性和自发性,往往起于商王对梦的畏惧,由商王及贞人进行甲骨占卜,得出吉凶二元的占断结论。西周时期,梦象被符号化,"占断"逐渐被"识象"取代。春秋以后,大量职业占梦者服务于上层贵族,通过辨识梦象进行占梦并提出对策,此外还负责编纂和保藏"占梦书"这类职业文献。与此同时,一些贵族卿士也利用其历史知识及道德思辩介入占梦活动。这一群体的政治身份与话语优势,使其在史传占梦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并为占梦书写提供了更多阐释空间。

從授時到王權:殷商鳳烏形象的神話化

＂玄鸟生商＂作为商人的起源神话,始见于《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但是,与其它上古神话一样,玄鸟生商的神话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累加过程。在《楚辞》中,这一神话开始出现具体人物。《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皇旣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

第十四届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第十四届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于台湾新北市辅仁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福建行政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中研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东吴大学、台湾东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暨南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海洋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北市立大学、台湾台南大学、台湾警察专校以及新加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九州大学、韩国中央大学.

2018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基本建设完善之后,随着21世纪的到来,钟摆回摆,学者们开始关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能提供何种文化范式与研究视角,而这一点又与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相关,因此,从文化环境、发展路径、文化需求出发,探索文学的本土体认、经验和文化价值,成为近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

2016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2016年度,先秦文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发展趋势。这首先得益于以清华简、上博简为代表的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为研究传世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其次则是出于学科本身的内在要求,需要研究者综合运用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成果,解明先秦文学在形式、思想、制度、活动等层面的起源意义。在这一基础上,先秦文学的经典化议题也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

2018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2018年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一方面在文体研究、文化研究和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等传统核心议题上的深度、广度均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文献传统及文本内部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分析,由此产生的文献生成和经典化议题,乃至相应方法论的讨论也得以展开。对文献传统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来自新出材料的冲击。

“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

2017年10月10日下午,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创刊六十周年纪念会的二十余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由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古代文学研究室共同举办的“‘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该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是:一、中国古代文学相关领域学术史与学术前沿问题回顾与评价;二、中国古代文学相关领域学术发展趋势与方向前瞻。

2017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

2017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一方面保持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特色,一方面在若干核心议题上取得了纵深的发展。文体研究、文学思想研究、修辞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等揭示文学内部问题的传统研究领域,仍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重心所在;而文学与制度、文学与文化、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外部研究也不断发掘出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