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立法的六大问题——基于生态文明观的检视

我国的环境立法整体上是以环境保护观、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若以生态文明观审视之,发现尚存在如下突出问题:环境、资源、生态三大支柱的制度发展不平衡,“尊环境,重资源,轻生态”的问题较为突出;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化”的制度建设不足,“生态资本化”和“环保产业化”方面的制度发展缓慢;缺乏国土空间利用格局的理念,对生态空间的保护不力;未按照利益衡平的原则妥善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未对环境权进行确认,对资源权的规定还不够健全;立法体系上缺乏龙头法和基本法,法律生态化建设尚不充分等。今后,应全面树立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系统推进我国“第三代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回顾和展望:从“十三五”到“十四五”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先,中共中央通过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改革方案、制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等党内法规的方式,大大加快了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进程。其次,环境法的立法专门化工作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一是填补立法空白,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等7部法律。二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修改了《森林法》等19部法律。再次,传统部门法的法律生态化工作也取得了重大飞跃。“生态文明”理念成功入宪,《民法典》就绿色原则、生态破坏侵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作出了专门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污染环境罪的刑档,新增了破坏自然保护地罪,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等两项新罪名;《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授予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等。此外,生态文明地方性立法在环境权、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也作出了可圈可点的探索。

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解读

最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立足野生动物的生态属性,以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三个层面的保护为进路,通过扩大物种保护范围、加大栖息地保护力度、紧缩野味禁食制度、补强收容救护体系、增设名录动态调整机制、健全种群调控体系、强化外来物种防控措施等手段,完善了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体系。本次修订尊重和正视野生动物的资源、生命、风险等其他属性,通过推进狩猎专业化改革、深化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差异化管理、添设野生动物致害紧急避险制度、扩大致害补偿肇事动物范围、保留食用性利用空间等方式,进一步规范了野生动物开发利用活动。新法还从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横向维度入手,在明晰市场、邮政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添加查封、扣押等行政手段,建立联合执法协调机制和行刑衔接机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规定公益诉讼引致条款等方面,进行了诸多体制机制创新。

国家公园旅游不文明行为的治理逻辑与法治因应

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当今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文中在梳理国家公园旅游不文明行为的类型及危害后果的基础上,归纳我国国家公园旅游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动力、理念及工具,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要强化对旅游不文明行为的道德引导,加强游客行为准则教育;另一方面要优化规则之治,完善游客管理制度,在司法审判中注重社区居民与游客的利益平衡,因时因地制宜,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健康生活权还是消除污染权?--国际法视野下良好环境权的兴起

在没有环境权作为权利依据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区域层次,人们常常援引生命权、健康权等若干人权条款来防控和应对环境滥用行为。环境权概念的诞生是环境问题出现以后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已有一系列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对其做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并出现了许多可贵的司法案例。对于环境利益的保护,环境权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工具。在环境权的侵权救济上,原告只需证明被告所涉的活动会对其生活环境的环境品质造成不利影响即可,而不需证明对他们的健康或幸福造成了损害。当然,为了界定何为不健康的环境,作为原告的环境权人必须依靠国家机构设定的相应最低限值,如环境质量标准。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受害者不必等到污染活动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现实损害,因为在某些场合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相反,只要有证据表明污染排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值,原告就可以采取行动,以阻止污染活动的继续和后续损害的发生。此外,以环境权为环境诉讼的请求权基础,还可以规避证明污染活动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经典"难题,事实上,这是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污染致害证明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然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环境权还面临诸多的理论难题:环境权究竟是一项什么权利,环境权与生命权、健康权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认识和解决环境权与发展权之间的矛盾,可以用可持续发展权化解这一矛盾吗?……总之,通过环境权制度的创设,实现对环境受害者的有效保护,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国家公园立法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行政保护

环境公共利益泛化和行政管理权异化已成为我国国家公园行政法治建设面临的两大挑战。国家公园自身价值的多重性、行政机关决策导向的不确定性是造成环境公共利益行政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为了扭转这一窘况,在顶层设计层面,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科学界定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外延;在制度保障层面,应按照系统治理的要求,理顺行政监管体制,强化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协同治理,完善规划管理制度,健全法治监督体系,优化检察公益诉讼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从而在立法的主导和引领下,开创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他正当利益协调共生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