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能否成为欧美-俄国对话通道:认识西方斯拉夫学难题

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因与帝俄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分别发展出各自的斯拉夫学,十月革命建立反西方的苏维埃国家,意外促成大西洋两岸斯拉夫学科趋同并加速扩大,而冷战进程推动斯拉夫学超常发展,使其敏锐地关注到苏联官方制造出又极力掩饰的境外俄罗斯文学和地下文学,严肃正视苏联官方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在“俄罗斯文学史”编纂上比苏俄本土学界更稳妥、中立,率先建构“白银时代”概念、发掘俄国大众文学和俄国女性文学等。这些在人文学科框架下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成果,成为西方左翼思潮不被苏俄话语同化的力量,又助力苏俄改革、重建“俄罗斯文学史”。如是一来,认真探讨西方斯拉夫学如何从地缘政治上发掘重大论题,在人文学科框架下解释俄罗斯文学,对我们重新认识俄罗斯问题,是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学术论题。

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混乱的“西方”概念:历史处境和观念史之考察

“美国优先”战略,动摇了因冷战而意外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西方”,使中国没有遇到共同的“西方”挤压,但2022年2月24日普京开始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大西洋两岸迅速整合出针对俄罗斯的统一“西方”。这种强烈反差促使我们需回到历史去观察“西方”: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不存在“西方”,把大西洋两岸实体化为“西方”,肇始于针对苏联在二战后在东欧和第三世界扩张,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组建北约,把大西洋两岸实体化为“西方”,西欧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东方”瓦解,“西方”获得合法性,在美国主导下持续存在并扩大、充实、丰富为等同于“民主“”自由“”人权”区域和价值观,而2003年之前俄联邦与北约和欧盟正常合作。拜登政府利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重振了“西方”,也证实了“西方”仍然是俄罗斯的敌人。可见,今天即便有“西方”,或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概念,或是美国主导建构的理念,而非普适性概念。

无处不在的身影——东正教介入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试析

东正教在俄国远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俄罗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后苏联成为俄联邦重构的重要社会资源、政治力量和精神动力,被视为是标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标志。在后苏联到来过程和重建过程中,东正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源于俄国的历史进程。其实,无论是就基督教神学理论还是就俄国史而言,缺少了对东正教因素的考虑,就无法描述俄国社会进程。近20年来,俄国社会进程和东正教紧密相关,因此,当代俄国人能基于东正教信仰,去批判性地面对后苏联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除此之外,东正教还积极介入俄罗斯的对外事务,成为影响俄对外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的历史省思

中俄、中苏文学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应调整认识这一关系的路径和视角,重新认识70年来苏联文学的历史遗产,正确看待世纪之交的“当下俄国文学”,正确认识20世纪末中国兴起的俄国文学热。

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俄国文学重要现象 ,不仅通过独特的言语行为显示出文学发展趋向 ,而且其存在本身也代表了文学语言的一种变化景观 :以无所不在的互文叙述策略、革新语言的先锋行为、大量使用外来语并人为破坏俄语标准语的传统规范 ,给当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主体性何以丧失: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后果

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抱着救国、锻造新文学、塑造新国民等宏大目的,以虔诚之心、亦步亦趋地把欧美各国分别确定的经典视为世界文学经典而大力译介,唯恐译介过程中在字词句上失去了原作的准确性,结果提供了远离英、法、俄、德、美等文学大国之历史真相的文学知识,彰显了其他国家的文学史观,甚至原本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及其主人公言行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践行,进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学所表达的审美惯例及伦理要求被瓦解,中国主体性被自觉地失落。其实,中国的所谓"世界文学"经典,在欧美各国多指用其国语书写的文学,目的是为民众构建民族认同、彰显自己国家的伟大;相应的,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应充分运用自身丰富的传统文学资源,以有效构筑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有审美传统依据的生活秩序,而不是用外来文学替代、诋毁、颠覆既有的文学体系及其所包蕴的伦理、美学。

亲切的中国经典和陌生的中国当代文学：俄国汉学界的矛盾

俄联邦越来越积极关注中国,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直稳定推进,还因为俄国汉学界没有困于国家转型(财政投入学术研究不足)而中断苏联时代重视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传统,产生了学界、政府和社会普遍高度赞赏的《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等重要成果,并且这些古典汉学研究还孕育出了广泛的社会效应。然而,对体现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文学,国际社会日趋重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最好的明证,但俄国人对当代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这不仅是因俄国汉学界对译介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不多所致。如此一来,俄国汉学界对中国精神文化就产生了矛盾:尊重知识艰深、智慧独特的古典精神文化,但继续囿于欧洲知识体系结构,仍未正视现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创造。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关于20世纪中国对苏俄认知的研究

现在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如何表述俄罗斯问题的时候了。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之于中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思,这个迷思全方位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影响力至今不绝。我们需要澄清造成这种状况的自身原因。其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时代原因,在无法直接触碰苏俄、不了解苏俄的情形下,却满怀热情地去认同或拒绝经由苏维埃所确认的那个俄国,不经学术研究和学理性判断,把原本是在国际反资本主义浪潮下获得成功的苏俄革命这一地域性现象,泛化为一种普世性的规律。1950年代以后,知识界依据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冻"以降的苏联变革理解为背离社会主义,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国际共运的失败。相应的,知识界这种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考量的意见,又成为党政和社会理解苏俄问题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反思这些历史性表述,对中国在21世纪提升认识俄罗斯问题的水平、建构恰当的中俄关系,既有历史的警示作用,又有理论价值。

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关于欧美俄苏研究导论

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政治领域,俄罗斯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之所以如此,远不只是俄国本身的文明结构之复杂性所致,更有西方的独特表述之原因。影响西方对俄罗斯问题表述的,是因为西方自身的欧洲中心论、欧美所建构的"西方"概念及其在国际和俄国所产生的反应、对俄罗斯问题进行斯拉夫-俄国-苏联学研究等,这些原因从不同方面促成了西方对俄罗斯问题的认知和判断远不同于俄国,既时有谬误,又始终有着主体意识、独特发现。

从俄国文学到苏联文学的中介——如何认识白银时代小说诗学(一种方法论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家在现代思潮冲击下,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建构一系列新的诗学体系,给后来文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因而促成了俄国又一个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小说文体作为这时期的重要文学景观,充分显示出两个世纪来俄国文学发展的过渡性特征。如何通过把握白银时代小说诗学本质,诠释俄国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是当代国际斯拉夫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难点之一。本文意在说明:套用被白银时代文化所破坏了的文学观念去认识该时代诗学的中介性意义是不可能的,需要从宏大文化背景上还原此时小说的叙述机制;语言学方法是描述白银时代小说如何叙述的重要手段,但对白银时代小说透过叙事学机制显示出的人文主义价值,则需要历史语言学之辅助。总之,要解释白银时代文学的中介性作用。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关于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重建文艺学的问题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引进俄国文艺学分不开的 ,尽管最近 2 0年来这种状况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引进的思路本质上没有变化 (主要是立足外来理论重建我们的文艺学 )。最近十年来 ,经历了比中国变革幅度更大的俄罗斯是如何重建他们的文艺学的 ?这种情况不仅作为一种资讯于我们不能忽视 ,而且因置于同样的国际化环境其重建的目的、路径和意义于我们无疑是一种启示。本文首先描述俄国这次重构文艺学所面临的后殖民主义思潮背景 ,重点叙述并分析俄国如何通过建构文艺学来解构苏联时期所形成的文学观念、同时抵御西方后殖民主义侵略 ,以图重建民族主义诗学。同时 。

科幻小说与帝国:俄罗斯白银时代小说的大众化景观

19—20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疆域连片的帝国,帝俄为继续殖民扩张和对所辖国土的内部殖民治理,便同英、法、德等国家一样,强劲发展科技并广泛运用科技成果,这意外地进一步刺激了思想,扩展了审美空间,从而助力文化繁荣的白银时代之生成,科幻小说乃其中重要的文学景观。这样的潮流,没有因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和资本主义而终止。由于新生的苏俄国家意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借助帝俄时代所累积的科技基础,维持甚至扩大帝俄版图而成为红色帝国,使得科幻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初持续繁荣,并进一步凸显和西欧科幻小说的不同诗学特征。

“去拜伦化的普希金”:俄国比较文学中的国际政治学考量

比较文学在俄国,不仅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有其研究立足点。这种情形在对普希金创作的研究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他稍后于拜伦在浪漫主义之最基本和最典型的文体——叙事长诗之创作卓有贡献,既有效颠覆了统治俄国文坛一个世纪之久的庄严颂诗体,又自如表达对俄国正统价值观的怀疑。然而,面对普希金在故事情节的设置、故事主人公和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安排、叙述过程及省略等方面,和拜伦创作多有相似之尴尬,一向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所浸染的俄国知识界,开始是说普希金如何创造性学习拜伦,普希金去世后批评界变化为普希金创作如何具有独创性,半个多世纪以后说普希金是如何避免拜伦的影响。原本答案明了的文学现象,变成了日趋复杂的学术话题,至今仍在延续,根源于俄国比较文学——要揭示俄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渗透有国际政治学的考量,导致在对普希金的认知上,既有效阐释出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之意义,又限制了普希金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诗人。

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奇特起源：18世纪中叶对欧洲流行文学之模仿

现代俄罗斯文学之产生并非一蹴而就的,普希金只是完成了从古罗斯向现代俄罗斯转型的关键性人物。事实上,伴随着彼得一世改革,帝俄当局鼓励大规模译介欧洲流行作品,使得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长驱直入,以图培养俄国人欧洲贵族的风范。但是,报刊审查制度却未能阻挡流浪汉小说之类的历险记作品也随之进入俄国,并且这种看似低俗实则倡导人性解放之作,更受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读者阶层青睐。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形吻合加速学习欧洲的时代潮流,意外地启示了当时的译者也去模仿这些译作而创作俄罗斯文学,俄国第一批文学家费多尔·艾明、楚尔科夫和科马洛夫等,就创作了大量用欧洲历险记的结构去书写俄罗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小说。这种小说为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俄罗斯旅行记及其诗学的孕育提供了扎实基础。

后苏联的文学生产:俄罗斯帝国情怀下的文化产业

苏联是文学大国——作家队伍庞大,有许多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文学作品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和百万,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召唤力难以想象……苏联解体了,苏联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也就终结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文学在后苏联俄国就消亡了,相反,文学队伍仍然庞大(只不过少有职业作家)、出现了一批新的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产生了种类比过去多得多的文学奖项、文学产品的生产量比苏联时代是有增无减、文学生产的产值并不小、有若干作家的社会贡献力是政治家难以企及的,等等。人们担忧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会消亡的现象没有发生。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之一是: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却自动融入了重建俄罗斯帝国的大潮中;因为废除了苏联时代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因而更多的人有机会投入文学活动,且主流的文学生产者是满怀俄罗斯帝国情怀的;决定文学产品命运的,不是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市场,但文学作为文化产业得到社会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却不仅仅由于它具有市场效应,更因为它诉说了复兴俄罗斯帝国的国民认同。

世界殖民帝国历史的和平结束--21世纪初俄国人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对此,俄国人也越来越能摆脱当事者的情绪,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个事件及其后果。其中,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见证者、又亲历了俄联邦初期诸多政治事件的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退出政坛后专心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杰作《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显示了俄国人认识苏联解体问题的进步: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把帝国版图扩张到了极致;相应的,就必须强化帝国治理方式,高成本地管理联盟及各加盟共和国,高代价地维护苏联帝国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利益。这种帝国治理方式,最终使帝国自身难以为继,哪怕叶利钦等人强行终止苏联是违宪的,也没有产生足够的维护联盟的力量而抵抗之。